Role Model

香港要推動一件事情或發展一種產業，通常都會利用 “ Role Model ” 這一招，很少有其它招數，或比較宏觀長遠的方案。

比方說要推廣香港足球或其它運動，總是認為最有效快捷的方法，就是「拔尖」，然後再配合一系列「造星」行動，於是一個 Role Model （明星）便誕生了。Role Model 誕生後，便會大力推廣，當中有一潛台詞：「你看！有人做得到，你也能做得到！」其實意思是成功與否，在乎你本身，至於其它東西，比如運動風氣為何低落，社區運動設施是否不足，對運動員的支援等等，似乎也因 Role Model 的出現而不再聚焦。

Role Model 出現後的一段時間內，必有一連串的傳媒效應，會有群眾追捧，但熱潮過後，如能出現「市場效應」，政府或相關投機者才會出手，否則只會一切如舊，或等到下一輪的「拔尖」。

其實這些例子很多，如電影《無間道》、星之子陳易希、單車手黃金寶等，當然這些人或事的成就是公認的，但他們的出現，對於香港電影、港人對科學的重視、對體育界的支援，究竟帶動了多少宏觀長遠的政策方案？在根本的問題上作出了多少改變？

歸根究底，Role Model 是經常被利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手段，而香港在這方面，當中更充滿精英主義及市場導向的色彩。但在教育方面，它對社會的影響更深遠。

「雷鋒」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向人民推出來的一個 Role Model ，希望人民學習雷鋒「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今時今日，這一類 Role Model 已不再現，人民對 Role Model 的景仰和信念，是否仍然存在？

香港人對其子女的教育特別緊張關心，從小就施加種種操練培訓，由幼稚園的階段就安排部署一切進身名校的路線策略，學校派位儼如抽取末日方舟的船票，若言真的著眼「教育」，那可以對這些家長說一句：「枉費心機」。對下一代人，真正的教育就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就是下一代人的 Role Model ，下一代人看得見的「真理」，就體現在上一代人的身上，下一代人變成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們看見社會不會獎勵踏踏實實，默默耕耘的上一代人；下一代人變成不折不扣的犬儒主義者，是因為他們看見不會為正義及夢想而奮鬥的上一代人。

香港：創意生態

「香港：創意生態  Hong Kong: Cretive Ecologies」現正舉行，活動規模不細，有展覽、有論壇。以往對這類有關文化創意的大型活動都感興趣，不知是否年紀與日俱增，在本地創意工業中工作年資越久，開始感到疲累，對這類活動的參與意欲日減。

另外是一種「體會」，以往有很多朋友說香港政府不支持文化創意及設計，我想這些朋友並沒有全面掌握這方面的資料，也對政府角色的理解有誤，實質上，如果用一點時間，看看這些年頭，設計機構或政府組織辦過什麼，他們可能會修正自己的說法。

既然政府或相關組織那麼努力，為何還要拿「創意生態」作為主題？正如「香港精神」，我們看不到別的地方在積極的談「XX 精神」，一個地方突然積極的強調自身的精神，就顯示出背後確實有問題存在。等同「創意生態」，也同樣顯示出背後問題的存在。

多年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一次文化創意產業論壇中，有已故「香港之子」之稱的黃霑先生在台上說出他的「絕種論」，認為政府不應插手介入任何產業的自然發展，因為他認為任何政府的介入，只會越幫越忙，越搞越糟糕！一種產業的的興衰，應與恐龍一樣，大自然要其絕種，就要絕種。黃霑先生的這番話後，台下拍爛手掌。黃霑是位不折不扣的香港人，是一位右派知識分子，信奉「達爾文社會主義」，即「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崇尚精英主義。坦白說，這種右派思維，仍是大部份港人的傳統思維模式。

而香港政府也是承傳著這種意識形態，即不會插手或介入任何產業的「自然發展」，因此每次都能奪得「最自由經濟體系」的「美譽」，香港政府絕不會介入任何非公共產業的核心，說支持，只會做一些支援性的外圍活動，如教育推廣等，但卻不能介入產業的核心發展，如立法強制室內設計師專業化及執行考牌制度，產品設計師需定期考核產品安全性及出入口環保條例等。

之前說到的「體會」，正正就是我對產業核心發展的了解，香港的創意生態，問題就在這一點上。或許不要把論壇涵蓋的範圍包括整個文化創意產業，可先看香港電影或音樂工業的興衰，是大環境的改變？是欠缺人材？還是行業本身的腐化衰落？若焦點集中在這些分析上，必對其餘範圍的創意產業有所啟示。

說產業核心發展的問題，若主因是行業本身的腐化，那就沒有出路了，因為我們必須明白，上述港人的一種右派意識形態，是沒有能力或意願，針對行業本身的問題而作出任何改變行動的，或根本不肯承認行業本身的問題存在，而只相信「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定律，或「創意」不成，便應立刻「轉向」，向市場跪拜。

另一種「體會」可說更直截了當，我們根本不用辦什麼創意生態的展覽論壇，答案顯然易見，香港創意生態中的障礙死症，莫不過於「地產霸權」及「高地價」政策，這些香港癌症所引申出的作用，如空間政治、整體經營成本上升、人心變得不敢冒險嘗試（怕失去工作而不能供樓）、「上車」這種單一主流價值淘空了年青人的多元理想，整體社會變得犬儒反智（知識創意不及地產快錢）等等，其實這些不用多說，每一位對本地政治經濟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阿媽係女人」的道理。

那麼「香港：創意生態  Hong Kong: Cretive Ecologies」還可以說什麼？每當我在港鐵看見這活動的宣傳，我會想像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看見廣告上的設計作品，有多少是我認識的？有多少與我有關係？或許容我這樣說，那些只是「個別」例子，而不是香港創意生態的普遍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