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攝影 上

    最近Olympus 相機的廣告以「快.樂攝影」為概念,展開一連串廣告攻勢。
    如果你關心時事,留意社會運動,「快.樂攝影」即時令我聯想起「快樂抗爭」,對於「快樂抗爭」,我是有所保留的,「快樂抗爭」的由來,我認為主要是社運市場的需要,來吸引現今「溫軟的中產」(陳雲用語,見《香港城邦論》P.33)及崇尚享樂主義的一代,「抗爭」向來是充滿障礙和挫敗,也有相應的代價,那何來「快樂抗爭」?問題是你為何及願意與否。
    因此「快樂XX」,是一種反意的表達,即原先它是一種不帶快感情緒的東西,或甚至是負面的,用一種反意的角度手法,把它説成︰「原來XX是可以快樂的!」
    若用此改變心態的手法,我們大可以去創造如「快樂如廁」、「快樂坐牢」、「快樂考試」等等的字眼,可能這些例子較為極端,但若攝影已發展過百年,本身是一種職業、藝術或嗜好,大家都已明白它是什麼一回事,何來現今仍要告訴大家︰「原來攝影是可以快樂的」?除非這廣告前的攝影給人很不快的經驗。
    其實現今的相機廣告,主要不是告訴你相機的性能技術有何突破,傳統的相機廣告,可能是獵豹、賽車或滑雪,告訴你相機的快門或電腦有多準確,現今的相機廣告是浪盪天涯的型女 (Canon)、「浪攝流」(Nikon) 和「快.樂攝影」,它賣的是一種身份,君不見現今滿街都是「龍友」「拍友」,這種身份如何,也是一種市場計算,那就是告訴人你用了這些相機後,有幾「浪」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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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Link:
http://www.olympus.com.hk/pen/tc/product/lite_mini.html?p=lite_mini_1

設評講座 1:設計組織 3

設計組織的功能定位是一複雜的問題,以往設計組織多是以一種有機制(institutional)的形式出現,即有執行委員架構、會章及會員制度的組織,如快將有四十年歷史的香港設計師協會、英國特許設計師協會香港分會(Chartered Society of Designers Hong Kong)等,但到九十年代則出現不同「主題」的中小型的設計組織,它們大都沒有明顯的機制色彩,一些是由學院中人士衍生出的組織,如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飯團青年設計師協會等,而今時今日,年青一代多以設計或藝術「組合」的形式出現,如 Graphic airline、KACAMA、Start from Zero 等。
組織(會)可以是商會、工會、專業團體、聯誼會或一種 NGO(見下連結註解),其實每種組織都有一定性質的政治傾向,若組織成員多是公司僱主,方向取態必然右傾,及以商務推廣性質和信奉自由不干預的政策為主,若組織成員多是僱員,則方向取態會左傾,活動方向以謀求僱員權益,或替僱員權益「發聲」,亦比較傾向「介入」政策的性質,而專業團體(除了建築師外,香港仍未有真正「專業」的設計範疇出現)或研究機構就專注在特定的範疇內。
當然還有一些「半官方」的設計機構,如香港設計中心。
至於何謂 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它是一種位置於政府及商業以外的組織,它具有特定的社會意義及價值,但又未能(或不能)以市場機制及商業模式運作,因此大部分的NGO 都是受資助或以募捐而生存,因為「商業市場」很可能會引領組織偏離其原先設定的方向,影響其獨立及自主性,例如綠色和平 Greenpeace,它的經費全由認同其理念的個人捐獻而來,也不接受任何商業機構的贊助,因為他們的工作,正正就是監察任何商業機構的環保狀況,而很多藝術組織(偏向精緻藝術)需受資助,是因為他們不能只為了生存,而耗用了大部分資源精力,事奉於迎合市場口味的東西,而對其原先的目的意義或藝術取向作本末倒置的做法。
至於成立設計組織的困難,或現今設計組織所面對的問題,下篇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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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Links:

英國特許設計師協會
http://www.csd.org.uk/

香港設計師協會
http://www.hongkongda.com/zh-hk/index.aspx

香港室內設計師協會
http://www.ida168.hk/

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
http://www.idshk.org/

香港設計中心
http://www.hkdesigncentre.org/tc/about/index.asp

IDA
http://www.ida.hk/

NGO
http://zh.wikipedia.org/wiki/NGO

應怎樣思考港大民調事件?

想不到簡單的民意調查會引起如此大的風波。

我對港大與所有民調都没多大興趣,因爲一般民調的方法、結論沒有太大的意義。民調對變量的列舉方法也需要做出取捨:太仔細沒有人願意花時間填寫,太簡單則顯示不出所需信息。因此,任何民意調查只能作參考,不能當真。

關於「香港人」、「中國人」並列一事,我沒有看調查報告故我不就報告本身做評論。只就方法論而言,兩者平列亦可亦不可。如上所言,民調問卷的組織方法需要做適度的取捨,很多時候取捨取決於調查地的文化背景、語境與研究者的假設。假如研究者假設一人可以認同多重身份,而她的問題為「你對哪一種身份最有認同感?」,那「香港人」、「中國人」是可以並列的。但如問題為「你認爲你是哪一種人?」,這種問題屬於誘導式問題,選擇一個答案則排斥另一答案(二分法謬誤),故在這種問題上兩個變量不應該並列,也不應該問這種問題。但同時,研究者可以利用更好的問題去避免這種毛病,例如,他可以問「在1-10的比例下,請根據你對下列身份的認同度作評分」。這樣的問題可以避免任何爭拗,結果出來是「香港人」8、「中國人」6、「華人」7(注意,「中國人」的國籍與文化身份在調查中必需作明確區分,否則調查就真的不科學),別説郝鐵川,就算黃帝跳出來也無話可説。

根據我看到的其他評論,看來這次港大民調沒有做出這種問題選項,這是統計101就教的東西,如調查者犯下如此低級錯誤,在學術層面上他是該挨罵的。但在學術該罵並不代表任位公職者可以直接的罵或駁斥,就算該公職者來自學術界。因爲公職者的言論一定會帶有一種政治色彩,他位置決定他的立場並不是「必然的」中立。故此,聯儲局的伯南明克並不會直接參與新凱恩斯學派與新古典學派之爭,雖然他本身是新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不過,他可以在決策上與發表演説時公開説明他支持新凱恩斯政策的論據,又或者用一堆技術語言去反駁另一派觀點。假如郝鐵川所說的是:「我看到民調方法有不足之處,中間可能有誘導性問題與錯誤的二分法的可能,如此如此做可能會更好」,如此回應會令人覺得這個官員是想説明一個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因此聽到的人會考慮民調是否真的有問題。

當然,要官員做到這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爲他們根本不關心事情本身,他們發言純粹是政治表態,向主人賣個乖而已(又或者是他們根本沒有明白事情的能力;發言太技術他們的主子也聼不懂)。這樣我們並不需要太認真,太認真駁斥他們只會為他們製造就更大的輿論空間,也讓他們能向主子邀功。更好的方法是作簡短直接的評論,也不去會應他們對評論的評論(要回應也很簡單:「見我這裡的評論」,這是因爲他們不可能有獨到的想法),如此就能制止他們把事情上崗上綫。

新舊銀通標誌

    最近銀通的標誌有了新設計,與舊的相比,今次最大的分別是以英文 Jetco 為主。舊設計是以中文為主,一超粗體「銀」字加一外框空心「通」字,字款是extend了的擬似綜藝體,兩字斜體反白於一個有指向性的紅色長方形內,下加英文JETCO 及小電腦圖形,通常銀通的標志都是連同中銀的商標一起展示。
    新設計以英文Jetco為主,中文銀通兩字(似宋雅體)反白於具高光位內的紅色球形。
    沒有明確的design brief 在手,因此只能以用家的角度,或局外設計師的理解去評論,就「市埸方向」(這裏市場意指受眾接收訊息的因素屬性)而言,受眾理解中文「銀通」多,還是英文“Jetco”多?而銀通的用家屬性如何,是決定以中或英作取向的重要因素,以我估計,除非中銀有意把銀通推向國際化,以英文便利外國人,否則我相信現在的用家多理解中文「銀通」比英文“Jetco”多。
    或許有些設計師會以為英文比中文「型」些,所以新設計便改用英文,但這並非正確的設計方法,應用性高的設計,若資源所及,最好建基於相應的調查研究,如用家的焦點小組,或功能性的用家測試等。
    另外任何標誌或商標的「改版」,都涉及傳播策略上的考慮,究竟是小改還是大改,小改是否等於無改?商標深入民心後再來一個大改,是否會令舊有的受衆認不出來,為何要改?是否有其它事情或改革一起進行?受衆知道與否?這都是一個標誌或商標「改版」時要注意的,参考有可口可樂、百事可樂、Apple 及 BP(英國石油)的例子,這不是單單因為舊了而要轉新的那麼簡單!
    在形式功能方面,若英文Jetco 以字形為主的處理形式,能配合其國際化為目的,這「美術方向」仍可接受,但需考慮的地方是,這個標志沒帶有任何提款、金錢、交易存放的符號意味,即使是採用於Jetco 的英文字體,其筆劃造型亦非常中性,只有現代感,有別於舊標誌,至少也有小小的電腦圖形、代表速度的斜體字和資訊感的橫線,因此新設計的前設是目標受衆基本上已明白Jetco 是什麼東西,但若如上述所說,若新設計的意圖是把銀通推向國際化,但又沒有其它宣傳配合,目標受衆未必明白Jetco 是什麼東西(除非Jetco 在外地已是響噹噹的名字),否則這純「無符號性」的形式處理便有問題。
    其次在標誌上的形式功能,會涉及觀看的距離,試想像從街頭遠望至街尾,尋找銀通的標誌,你會有什麼經驗﹖坦白説,舊版的標誌在這方面不強,往往我都只是找其在上方的中銀商標,多於銀通的標誌,人去辨識一個符號的能力,都涉及其大小、外型或正負空間的關係,舊版的標誌以中文為主,中文字體是方塊字,在外形上已變化少,而一超粗體「銀」字加一外框空心「通」字,兩字在正負空間的處理上都是降低其文字的辨識性(超粗體負空間太弱,空心字則正空間太弱),遠看起來只見一反白色塊及一堆線,要用心才能辨識出其筆劃,才知道是「銀通」二字。新版的標誌起用英文,英文若是大細楷的組合,字串(string)的辨識性較強,加上英文筆劃比中文少,若有適當的粗幼(weight)大細,觀看距離的優勢會比中文強。

Project P:膠喉傢俱

任室內設計師的朋友 Kamric To 上年參與設計展〈地毯、橫額與皮革—升級再造實驗展〉,利用室內裝修剩餘的膠燈喉(用以內藏電線的膠喉),製作upcycling 產品—膠燈喉燈飾,在製作的過程中,他介紹了一些相關的方法及工具,興之所至,我也設計及製作了一些燈飾,在設計及製作的過程中,我發現這種物料非常輕便、耐用、堅韌及價廉,加上製作所需的工具非常簡單,因此可塑性甚高。
我沒有像樣的工作室,也沒有重型的器材讓我製作大型作品,這裏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百多兩百呎的空間內製作及存放,只利用手頭上一些輕便的工具便可完成,沒有耗電量大的切割工具,不會製造噪音,因為物料非常輕便,購置及運輸方面可一人包辦,有段時間,我甚至把物料拿回家,在大廳製作也可。
起初設計一些簡單的燈飾,但想到除了利用膠燈喉外,其實還可利用其它粗大一點的膠水喉,製作大一點的東西,於是便嘗試以膠水喉設計一些傢俱。
我曾經在一些公司的研發部工作過,每一新項目,必先上網作資料搜集,以膠喉(PVC pipe)做創作,並非獨有,只要上youtube,會看到用膠喉製作樂器、玩具等等,至於傢俱,也有用這類膠喉製作的,甚至有相關 PVC pipe furniture 的書藉出版,膠喉傢俱,並非首創。在香港,走經街坊市集,有時也見攤販利用膠喉製作一些支架工具。

其後與Kamric 談及這類PVC pipe furniture,都覺得現存的設計都欠缺美感,或缺乏一種經“設計”過濾的感覺,在理念上也不夠完整,從這點出發,我會問為何要發展這類膠喉傢俱設計?它的優缺點何在?放置於整個現存的傢俱市場中,它的位置是什麼?其次思考它的製作脈絡,相比於大批量生產的傢俱,論價格及質量,這種膠喉傢俱的意義是什麼?
要從優缺點開始思考,據我的製作經驗,它的材料輕便、價廉、容易裁切、生產工具簡單、部件易於組合分離,因此能節省存放空間,製作技巧也非常簡單,無需太多的技能經驗也可,因此特別適合DIY 模式及“tailor-made” 的需要,品種也容易開發。而缺點方面,它始終是以PVC 膠喉為主要物料,膠喉有一定的“彈性”,在大型的傢俱上,仍欠穩定性及支撐力,但若非“過分”的使用,相信足可應付一般需要,其次是物料的購置及收集,或能否循環再造等環保因素,這次展覽的作品,材料是由五金店購入,成本低廉,當然最好能有upcycling 概念的回收系統(以PVC 膠喉而言,upcycling 的回收系統是從各建築或裝修工地回收剩餘的膠水喉或燈喉),但這類回收系統也有相應運作成本,實際可行性不高,原因是這種物料本身已非常廉價,若為了以回收物料來降低成本,相比之下,價值不高。因此在環保角度而言,只能強調它是“無木”及低耗能生產,物料能否回收再造,則需另行設計一套回收方案。
隨便走到坊間的傢俱店看看(實惠、宜家或日本城),那些傢俱的價錢質量是非常大眾化的,任何以手作形式的生產,在價格上都不能與在國內生產的大批量貨品相比,即使膠喉材料非常便宜,製作上也需相應的手作工時,這次展覽的作品,我相信只有三分一能做到材料費、工時及模擬定價三方面的平衡,而這些膠喉傢俱設計,目的並非只作為一種藝術或“設計品”的角色看待,而是希望能在實際的環境中有其作用。
要替這些設計在實際的環境中找一位置確實困難,從事過開發的朋友都會明白,單是好的設計並不代表能在市場中“長久”的生存下去,關鍵是用家對產品能否有一種“值得”(worth)的想法,要產品能可持續的發展下去,要有產品的生命周期、產品線及多樣性等的考慮。對膠喉傢俱的優缺點有了解,便明白它不能以一般貨品的形式推廣到大眾市場中,反之要強調它非常輕便、容易裝嵌、適合DIY模式及“tailor-made” 的需要,這種設計是非常切合“流動”或特殊大小的空間環境。

綜合上述各點,其生產模式應以小型workshop 為主,這類workshop 是替每位有不同需要的客戶度身訂做其傢俱,由於生產工具及製作技巧極為簡單,而所需的空間也有限,相信成立這種workshop 並不困難,甚至可在家中製作,再配合網上的行銷方法。除了小型workshop 外,要推廣膠喉傢俱,也可考慮把設計及製作經驗制定為課程,直接教授用家自行創作。
今次設計的膠喉傢俱,令我回憶起孩童年代,流連於樓上樓下的港式“山寨廠”,它們總愛利用“萬能角鐵”去自製所需的貨架或用具,而膠喉傢俱的設計意義,則在於利用自己的方法,對空間的需要或限制作出對策,不知這是否屬於香港特質的設計精神?

Project P:蝸居方案

    兩場大火,引發了“劏房”的問題,極端的“劏房”稱為“棺材房”,“劏房”是新詞,舊日文雅一點,稱為“套房”。
   我住過不同地區的套房,套房是一個房間內有獨立的浴室廁所,再久的年代,沒有套房,有的是“板間房”,那是沒有獨立廁所浴室,用木板作牆壁的房間。無論什麼類型的“房”,都是房屋政策所引致的。
    若單身的你,初出茅廬,希望脫離祖家,過些獨立生活,租住套房可能是你唯一的選擇,看過地產代理或街招廣告後,說一百呎的套房,實質只有八十呎的實用面積(餘下的是房外的走廊),再扣除床位及獨立廁所,餘下的空間可想而知,這些套房大多位於唐樓的大單位內,而很多唐樓都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缺乏管理。這些套房的環境實質比公營房屋差,最荒謬的是它的租金,卻遠超公營房屋。
   居住於套房內的人,等上樓(等待申請中的公營房居),等上車(等待首次置業),有些人選擇套房,為的是便利上班工作,因為真正的家居遠離工作地點,或工作時間太長,索性在工作地點附近租個套房來住,基本上租住套房的人都是“夾心”一族,最多的是新移民,其次是入息不高的打工仔,他們別無選擇。面對公營房屋長期短缺、申請設限及排期緩慢的荒謬無奈,而樓價的升幅亦只會令人望洋興嘆,因此“夾心”族不段擴大,再加上經濟轉型失敗,社會流動停滯,工作不確定性高,中產“下流”,種種因素,助長各類私人租往房的旺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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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力脫離地產霸權的主宰,最終只有落入蝸居的宿命,無法上樓,也無法置業,唯有租住。過往港人認為“置業”是人生必要之事,是地道主流價值。但置業對於非“既得利益者”或“富二代”來說,人生代價實在太大,為了置業,你可能需要放棄理想,放棄寶貴的青春,人生的每一段落,你都需要謹慎計算,意思是你需要放棄生命的隨機及創造的冒險精神。而“租住”在港人的主流價值裏,多認為是不智之舉,與置業相比,置業是一種資產保值或增值的工具,因為“樓價只升不跌”的意識形態早已植根港人深處,反之租住就意味著金錢(租金)一去不復返。無論如何,一旦進入租住的境況,就需要用另一種價值觀看待,新一代面對的居住境況,正是如此。
   我在舊區住了多年,看著“套房”和“劏房”的興盛,以往出入多是國內新移民,現今則年青人多了,他們工資微薄,找不到同伴合夥租大單位,便要獨居一室,成為蝸居一族,由於工作不確定性高(經常轉工)及租金增加,因此經常搬遷,若要為蝸居一族構思居室方案,那應如何設計?
   正如上述提及新一代對租住需有另一種價值心態的調整,他們應該不畏租金的升幅,而是有能力享受搬遷及流動的好處及自由,採納新的生活態度及形式,來對應任何大小的空間環境,對空間的擁有者有議價能力等。
  空間就是權力,要抗衡這種權力,就需要有流動的自由,“移動性”成為與空間權力博奕的條件,就需要以“移動性”為目標的設計原則,如盡量減少隨身非必需的物品,或物品的設計必需輕便及具compact 的特質,或運用摺、疊、伸、縮、藏等技巧,所謂軟硬件的配合,就是生活態度及形式上的改變,例如思考個人室外及室內生活的設計,多利用公共資源及設施等。對生活空間的想像,隨著“移動性”的提升,我們能否居住在辦工室、工廠貨倉、貨櫃、甚至海灘或郊野公園內?
   當然這是設計方案,或許帶點阿Q 精神,一切仍有待發掘,畢竟問題的根源不是如何在狹小的斗室內過得安好,更重要的需說明,住房是基本的公民權利,這是居住權,它不是自由市場的商品,擁有“合理的居所”是每個文明社會的基本權利。

All photos from We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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