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形式的思考(四)

不少人在今次運動中犧牲了,重傷,性侵,死得不明不白。
與冷血政權及黑警之間的仇恨,是一個死結,打不開的。
妄想運動過後會回復以往的是無知。
那麼抗爭運動應該怎樣走下去?

我常強調社會運動中脅迫力的重要性,面對一個冷血專制的殺人政權,單靠道德壓力是沒有用的,因為它根本沒有廉恥,而且能大話連篇,顛倒黑白是非,甚至篡改歷史。君子與爛仔相爭,太過左膠思維亦係嘥氣,要打,要勇武,但事實擺明就係你能力有限,打唔過真槍實彈。

常說要同對家議價,就需有議價的條件,我們都懂得以「增加管治成本」作為條件,但如何「增加管治成本」?我略覺大家思考不夠,討論太少,實踐不多。

常說和理非的遊行示威只是一種民意的表現,同時要衡量當時的民意力量,零三七一的五十萬人遊行可令老董下台,但今時今日強國了,以習帝為首的老共政權,六月九日的百萬人上街也可二讀繼續,因此和理非的遊行示威對現今這個冷血政權是沒有用的,因為遊行示威已欠缺脅迫力。
(除非遊行示威能產生巨大的國際注視)要有議價條件,必先了解對家的「壓力源」在那裏?是經濟?是國際關係?還是個人利益?

在這四個多月中,其實有些不錯的抗爭例子,如全球報章頭版廣告、機場的「和你塞」(可惜其後實施了禁制令)、林林總總的商場行動、全港人鍊的國際新聞、政客或組織向美國推動《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這些行動都有其脅迫力,也會令人思考其「壓力源」所在。

最能增加管治成本的其實是「三罷」,可惜在香港要實行三罷非常困難,沒有三罷的前科,也沒有工會的傳統,紅色的資本浸透,怕清算而失飯碗的大有人在,加上香港不少老闆及既得利益者都是藍絲居多,那除三罷之外,還有什麼非武力的方法,能令當權者增加管治成本?當然有很多,可行與否決定於參與人數,及是否萬眾一心,堅持到底。

而「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是對的,多年來的和理非抗爭方法,只是民意表達的方式,即使參與人數眾多,也說不上是公民抗命,一四年的雨傘只能實踐出少數人公民抗命的意志,也達不到具脅迫力的效果,當然若能做到全民的公民抗命,便能令冷血政權潰敗。

「勇武」的精神可以認同,但我向來不贊成勇武的抗爭方式,而今天在運動中犧牲受傷的抗爭者,他們的勇氣是令人敬佩的,也對所有的傷亡感到悲憤同情。如前述,勇武的抗爭方式不是沒有意義的,因這次運動中所有的,都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相互扣連而互動的,只是今次的勇武,是否太慘烈?太多犧牲?

名人學者說過,社會運動是「博取他人同情,讓他們也加入你的陣營裏」,在不明不白下打爛人家的招牌,是不會做到這點的,但在現實政治的情況下,單有同情也是沒有用的,所以「和理非中可帶點勇武,勇武亦需有和理非的考慮,只要目標方向一致,手段的設計,應該要聰明和彈性一點」。

(完)

抗爭形式的思考(三)

勇武抗爭者並非一成不變,也有思考進化的時侯,例如由所謂陣地戰轉為快閃式的游擊戰,但所謂「戰」,那是什麼?是堵路,然後破壞一些公共設施,再守一會,然後逃跑。我想問你有令對方損兵折將嗎?有因佔領而接管了某地方嗎?有搶奪了一些資源來補助革命的進行嗎?即是說,你有殺黑警嗎?你有佔領立法會後成立臨時政府嗎?你有攻打警總然後搶奪軍火嗎?

以上的全都沒有,因為你沒有能力。

今天的世界不是清末民初的時代,不是手拿大刀鋤頭便能揭竿起義,能在外國偷運軍火進來,便能有與當權者對等的武力。你所謂的「戰」,只是某種形式的對抗,有否作用?這點必需清醒的自問。與其他西方國家的抗爭行動一樣,我們總是看見身穿黑衣的 Black Bloc 進行一切激進行為,若按照以上邏輯,究竟他們又在做什麼?又想怎樣?

常說抗爭就是與當權者議價的行動,和理非的遊行示威也好,勇武的衝擊行動也好,與當權者議價,都要考慮對家的背景,及當時的政治形勢,在一個較有民主傳統,三權分立的國家,強烈的民意表現就足以與對方議價,但若對方是一個強硬的專制政權,它當然會教你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而你越是勇武,它就會用更強的武力鎮壓你。一些西方國家裏的激進抗爭行動屬前者,在香港,無論和理非或勇武抗爭,都屬後者。

激進者認為,遊戲不公平,至少都會反檯唔玩,直說,就是搗亂,「發老脾」,出街堵路,掉磚掉汽油彈是最直接的,不需大台組織,每個人都可以做。但必需問:「這構成多少和對方議價的能力?」,很多抗爭者都明白,「增加管治成本」是一種手段,但堵路掉磚能增加多少管治成本?加上香港的勇武抗爭也有規有矩,就算攻擊指定商舖,也出師有名,所以你說以堵路掉磚作為增加管治成本的籌碼,是力有不逮。

運動持續了已有四個多月,衝擊式的勇武抗爭是否一無是處?當然不是,正如前述的,每一項因素都有其互動關係,我想了很久,嘗試找出今次勇武抗爭的角色及作用,沒有這些勇武抗爭,運動在遊行之後會否就淡化下去?而持續的街頭勇武抗爭,運動又得到什麼實質的進展或成果?這些問題都有時事評論員提出過,而我發現,似乎大家都過於理性,去理解這一代的年青人。

香港人最大的問題是容易麻木和習以為常,試回想當年的抗爭少女陳巧文,拿著雪山獅子旗爬上樹,報紙便頭版待候,後來的「抬人」、胡椒噴霧,大家便呱呱嘈,雨傘的催淚彈,相信今天大家都習以為常,打死人、實彈射殺,相信也離我們不遠,香港人往往以為事件過後,便回復營營役役的揾食生活,但今次的勇武抗爭,卻打破了這種慣性。

運動中常見的影像是傘海的人群,其次就是防暴黑警與街頭抗爭者的對峙,結果就是一幕幕慘烈流淚的「景象」,特别是街頭抗爭中黑警的殘暴,是令人極之憤怒,而勇武抗爭者那種「燈蛾撲火」的行徑,在腦海中更是難以磨滅的。現今整場運動中,有人以死相諫,有人因警暴而變成殘障,有人遭性侵,有人死得不明不白,勇武的街頭抗爭與警暴之間構成永不停止的互動,我認為勇武抗爭沒有達到什麼「具體」打擊政權的成果,但卻衍生了「債」和「仇」,年青人那種「我為你擋子彈」,使上一代人自覺有欠他們,而警暴則種下了種種解不開的仇恨。其實「債」和「仇」,就是勇武的街頭抗爭所產生最大「情感動員」的能量,而且是持續下去的。

另一方面,唔怕得罪,我認為不少年青人確實是單純的沉浸於一種「革命」的氣氛,這當然與這十幾年中港關係的變質有關,本土意識抬頭及強化,年青人從革命中尋回自我,甚至將革命浪漫化,而未能理解現實政治的無常殘酷,他們革命情感的投入,就像電影或動漫一樣,可歌可泣,要經歷戰鬥、犧牲或種種磨練,才能成功,然後在煲底相見。

三十年前,六四過後,我一樣對身邊的人說,我深信邪不能勝正,全世界都在譴責這個殺人政權,它快將倒台!三十年過後,我們又怎樣看待這段歷史及當中的善惡報應?

雖然如此,戰鬥、犧牲和磨練,也正建構著屬於香港人的「共同體」,不斷的情感動員,結果就是香港人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存在,過去模糊的身份意識逐漸清晰,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是運動中不斷高叫的口號。

(續)

抗爭形式的思考(二)

從太子悼念回來,當然又是重複著那種 Pattern,什麼遊行集會之後,例牌都是堵路,對峙,然後被追捕,現在升級了,就是破壞黨鐵和針對特定商舖,勇武示威者沒有佔據或搶奪了什麼,說加強了管治成本?又似乎成效不高,只是多了維修欄杆或黨鐵車站的費用。你一拳打過去,對方痛不到心臟,黨鐵給破壞,只為大家帶來不便,唯一說得通的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懲罰,維修費更不是由黨鐵高層的口袋裏支付。

社會經驗多了,就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由單一的因果關係構成,往往都是多因素的,而且充滿變數。運動發展到今天,是成是敗也未有定數,你問我林鄭徹回送中惡法,是否因為和理非或勇武抗爭的原因,當然不是,兩者只是其中構成互動的因素,當中還有其它因素,而以影響力而言,我的排序是:1. 中美貿易戰;2. 香港將作為國際「新冷戰」中的一張牌;3. 二百萬人上街的國際關注;4. 台灣大選;5. 持續抗爭的影響,當中包括美國對港的人權及民主法案……

給衝擊式的勇武行動賦予目的義意,確有其侷限,如果當天衝入立法會,梁繼平沒有讀出抗爭宣言,那會是一個怎樣的行動?是中了計?是純粹洩憤的破壞?或是另一次只具象徵意義的行動?其實當天最具「成效」的(恕我又是那種工具思維了),除了那抗爭宣言外,就是手足們抬出死守義士的那一幕,那種「齊上齊落」及犧牲的精神,確實感動了不少人,說直接一點,與其講成效,那就是一種「情感動員」,「成效」對準的不是政權,而是那些淺黃或淺藍的人,用情感去衝擊他們的麻木。

這兩三個月間,使我迷惑的是年青一輩衝擊式的勇武行動,究竟他們想怎樣?每次都重複著那種 Pattern,每次都「送頭」,除了那些對政權不痛的破壞,他們攻破了什麼?佔據了什麼?擊退了對方什麼?或許試試這個思想實驗,就是這種衝擊行動一直都不存在,或只剩下那些被視為沒有用的和理非遊行集會,那麼現在的局勢最可能會是怎樣?

其實從勇武抗爭者的角度而言,他們的想法又是怎樣?有一種說法是他們與黑警對峙的原因是為了保護大量和理非的遊行人士,這點我不完全認同,我曾參與不少遊行,若然出現黑警欄路,確實有足夠距離及時間讓最接近的遊行人士徹退散去(大部分而言,除了沙田新城市一役),況且若黑警遇上成千上萬的遊行人士,也不會輕舉妄動。(除了最近 9.29 在銅鑼灣起步的遊行)

另外「矛盾說」是一種講法,認為和理非的遊行是盾,勇武衝擊是矛,是一種雙互交織的做法,和理非的遊行能輕易的佔據了路面,順帶讓勇武準備堵路衝擊,而衝擊的發生往往都是在遊行完結後爆發。

過往我認為不少勇武抗爭者,都是沉入一種「打機 mode」的氣氛狀態,類比為現實世界與政權對抗的戰鬥,現在說來是涼薄,因為已死傷了不少人,但我認為確是存在,以及是天真幼稚的。先撇開對早前被實彈槍擊胸部的中五少年的悲憤,你看在網上流出他的一幀照片,只是手持用浮板做的盾和幼身膠喉,就一副去「作戰」的模樣,每每看見這些年青人,而且越見年紀小,我只有不斷慨歎……

要說勇武抗爭的前世今生可謂長編大論,這裏不會詳述,由早年陳雲雙黃、獨派、本民前、熱普城等等都有其前因後果,說勇武抗爭者的「成分」,多年來確實有一批有其主張論述的勇武派存在,當中包括雨傘學聯後的一整代大學「拆台散聯派」,也有些在今次運動中才加入的大量新血(甚至是在職的專業人士),並非全部都是「打機 mode」的抗爭少年。

(續)

抗爭形式的思考(一)

9 . 30
昨天在灣仔有工作,離開時已是遊行示威的尾段,一出街,便看見有示威者在破壞 Starbucks 的招牌,心想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是黃絲,也明白 Starbucks 為何成為被針對的原因,但不是這樣的,那個破壞 Starbucks 的影像,若在外國的媒體中流傳,外國人會怎樣理解香港的示威者?也相信他們不會理解 Starbucks與美心集團的關係。

當然我們會相信,那些縱火,擲汽油彈的,不少是黑警喬裝的,目的是等你有樣學樣,然後突然現身將你就擒,再控以重罪,或另一種說法,就是他們要製做「非常暴亂的影像」,這當然包括在沒有示威者的街道上催淚彈放題,要抹黑,要嚇怕你,或給某特定的對象觀看。

今次運動有一前設,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以及「不篤灰、不割席、不指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當年黃毓民經常掛在口邊的兩句,「不篤灰、不割席、不指責」是指大家經過雨傘一役後而得出的「糾正」,我並非反對這前設,但明顯的潛代詞就是「哪,依家各有各做,你唔好搞我,我又唔會搞你,同埋唔好咁多聲氣」。

在策略上是對的,可謂非常了解我們的「民族性」(窩裏鬥),但心思細密的都會想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完全可行嗎?你爬山爬得快,爬在我前頭,腳下濺起的沙石擊到我,那怎麽辦?運動的目標方向是一致,若手段做法各異,當有矛盾衝突而影響到這個共同的大目標時,應怎樣處理?

所以要有協調和溝通機制,但你一提出這個,人家就說你想搞大台;你一有意見或提議,人家就說你搞分化,要做冷氣軍司。Okay,沒有大台也是可行的,但至少要有平台,現在就由連登及 Telegram 擔當了這個角色。至於這些平台能否真正做到協調及溝通工作,繼而有相應的執行力,這點我不知道。

運動到了這階段,無需分和理非或勇武,這點也是認同的,我意思是如有需要,和理非中可帶點勇武,勇武亦需有和理非的考慮,只要目標方向一致,手段的設計,應該要聰明和彈性一點。但現在好像說什麼也沒有用,因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以及「不篤灰、不割席、不指責」。

我向身邊的朋友說,有一種公式,就是先集會,後遊行,再堵路,然後扑頭拘捕。好像每周都重覆著這個循環。一句「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就好像把這種循環合理了,即和理非之後,就必需勇武。但你再深入的去問,每周都重複著這種 Pattern 的抗爭方式,你贏了什麼?又輸了什麽?

我那代人的思維比較工具性,或稱「計算」,現今年青一代則較激情感性,而我這代人就是他們口中的 old seafood,我並不是完全的和理非,也不贊成盲目的勇武,自己亦曾有過一次被拘捕的經驗(2012),向來不支持勇武,理由非常簡單,老調重彈,就是「武力不對等」,對家合法打你,你卻不能合法還擊,對家武力可以不段升級,你升到汽油彈後還有什麼?從簡單的邏輯上看,你會以最弱之處和對家最強之處對打嗎?較計算的想法,你也不會採用「這種」勇武方式。

(續)

遊走於設計與藝術之間(舊文)

下文曾刊出於香港設計師協會會刊 Xpress Volume 15 2008 中,文章距離今次上載已相隔十年,即文章提及的已是廿年前之事,因當年刊出時編輯删減了部分内容,今次上載的基本上是原文。

文章原名:茫然十年,遊走於設計與藝術之間

這是我在這十年間,遊歷本地設計與藝術之間的一些重要回憶與感想,我不是「有名」的設計師或藝術家,這種「想當年」的文章,既不學術,亦非客觀,談不上甚麼代表性,也許可作一經驗分享或某某「個案」看待。 雖題說是十年,但真正進入設計行業應該是十三年前,而與「藝術界」沾上邊,則是十年前參加由呂豐雅先生在香港藝術館籌辦的「視藝人生存技能課程」開始。

在這個起點之前,設計與藝術對我來說,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當年     藝術 ≠ 設計

回想當年修讀設計,其課程必與藝術訓練有關,這是與當時大眾對設計概念仍以「風格化」( Styling ) 1 為主導有關,加上用電腦製作仍未完全普及,如繪畫插圖、圖像的再造等的藝術訓練,相對現今來說,是比較重要,現今器材和軟件之普及,如素描器、Photoshop 等,足可令一個沒有足夠描繪能力的人也具備某程度的圖像製作能力,在舊年代,一個人是否俱備進入設計行業的條件,是與其對藝術﹙繪畫﹚的興趣和能力掛鉤的;若自身的興趣是與藝術相關,一種能寓興趣於工作的行業,莫過於設計是也!

這種想法,在當年的中學美術教育是相當盛行的。

我在本地及外地都有修讀設計的經驗,對一位設計學生將來與藝術沾上何種關係,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設計學院和導師的因素,當年很多設計學院,都會聘請不少的藝術家任教,學院的「定位」,就會引來不同背景脈絡的藝術家,這些差異亦會把學生帶到﹙或帶不到﹚不同的藝術情境中,大家可從現今坊間林林總總的設計學院試作比較,便知一二。

我當年只是一個留學回港的青年,其實早已與上述的這一脈絡分離,即使對藝術有濃厚興趣,也不知應如何進入本地的「藝術界」,在沒有互聯網的日子,極其量只會看看政府辦的展覽活動,而其它的時間,當然會放在自身的設計行業上。與不少本地設計師一樣,客戶及設計工作中的種種侷限,是對個人創作慾的一種抑壓,這種性質的設計工作,與當初進入這個行業的想像是有很大的差異,終於起了一個念頭,就是希望能搞一些「非商業設計」,即透個設計去表達個人理念,完全不須考慮什麼市場或客戶主任的「命令」,亦即是向大家說,在沒有受其它人的阻撓下,這是我真正的能力。

與同事或其他設計師提起,卻頓感本地設計師對這種想法的冷漠,不單是這種想法,甚至對「藝術」2,也有很大的隔膜和疏離感。事實上,就我多年來所認識數以百計坊間的設計師,能感受到對「藝術」仍有絲毫「慾念」的朋友不出十人,這是令我感到孤獨和意外的,畢竟他們大都認為「藝術」只是一些小圈子及孤芳自賞的活動罷了。反之,一個成功的設計,能吸引千萬人的注目,而這亦令我去重新理解設計師背後的種種。

從設計走進「藝術」 不能從當時所處身的情境中去實踐「非商業設計」這一想法,當然是與身邊所認識的人或事有關,在脈絡中,是否站在一個適當的位罝,是問題的關鍵,自己有否能力獨自去籌辦一個展覽,或推行相關的活動,對一個初出茅盧,無人事、無物力的人來說是非常困難,要做到心中所想,我需要向另一方面發展。

直至 1996 年,透過《香港藝術館通訊》中的廣告,我參加了由呂豐雅先生在香港藝術館籌辦的「視藝人生存技能課程」,其後該課程更演變成「香港視藝人協進會」,我參與其義務秘書工作,亦真正開始沾上本地「藝術界」的邊緣,在該會中,我開始認識一些本地「前輩級」藝術家,如會長呂豐雅、夏碧泉、郭孟浩等等,該會成員在早年更多達百人,當然其中的我,是以一個設計師的身份進入,相對大部份以精緻藝術為主的創會會員,我好像是其中兩位設計師之一﹙該會招收對視藝有興趣的人,會員曾包括銀行行政人員、建築師等﹚,就算在其後多年的新會員中,亦少有設計師加入,而我的另一發現,就是很多本地的藝術家,都會以另一種價值觀看設計,我感到若在會中提出我的想法﹙即「非商業設計」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是有困難的。

在該會的日子,令我難忘的是為該會製作會刊,為本地畫家作的一些專訪,其中印象深刻的是陳球安及黃金先生。陳球安是不折不扣的本地畫家,他所繪畫的香港街景,風格獨特,曾被電訊公司邀請作為某年「電話簿」的封面插圖,而我亦曾邀請他借出作品,作為客戶設計方案的插圖,而他的作品亦轉化為產品在赤柱及設計廊出售,在 97 前舉辦的個人畫展,作品出售成績驕人。至於黃金先生,則是本地的人像畫畫家,人像畫技法獨到,他曾說畫人像數目近萬,我以為他說笑,原來他所指的是從事多年的電影海報設計,若一張海報出現多位演員,這個數目也不足為奇!記得他還對我展示多年前與名設計師 Paul Rand 的合照。

與這些前輩閒談,都不難感受到的是「藝術」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而他們各自都會把藝術應用在設計中,作為謀生的方法。在那幾年間,我認識了不同藝術範疇的人,加入了一些畫會,去看看不同的藝團組織,參加了不少本地及海外的聯展,開始理解本地的藝術生態,發現那種清晰可見的「圈圈」及「山頭」情境,只有極少數藝術家能夠遊走其中,也看見及感受政府的文化藝術政策如何發生「官僚效應」,也看見及理解新進藝術家如何「出頭」的道路或途徑,而設計師參與藝術創作的人,仍是寥寥可數的。

記得第一次把作品介紹給會員,是會中自家舉辦,一個聯誼性質濃厚的小型畫展,我拿出的是一幅在美留學時參與 AIGA 舉辦的比賽,學生組別得獎的插圖作品,但在這小型畫展中所感受到的卻是另一番味兒,有人說作品似插畫多於「藝術品」﹙其實在美國,很多著名插圖師的作品都被被博物館收藏,以藝術品的形式看待﹚,對於「藝術品」應該是怎樣,似乎不同的「圈圈」都有著一種暗藏的意識形態。還記得有一些聯展,會有人討論用電腦大幅打印出來的作品算不算藝術,而我其後的作品,大都給人設計味濃的感覺,是因為畫面的分割及硬直線條緣故。

當初的「非商業設計」並無忘記,只是換了另一種形式,存在於某種情境中,我無可能像「海道會」那樣可以聚集眾多知名設計師,展出非商業性的海報設計,繼而藉著其資源效應去達到心中所想。即使想邀請身邊從事設計的同事朋友,參與非商業設計的創作,但他們對「藝術」及「非商業設計」的冷漠,亦只會招來盤盤冷水。而我的做法,只是放棄平面設計的生產模式,即不把作品分色打稿或大幅打印,而是改用畫布、紙板和顏料,用畫筆顏料製作,在不同的聯展中出現。

久而久之,我再沒有去想作品究竟是藝術還是設計,當我想到 Art for Art Sake 這種現代概念時,我又會問究竟一件藝術品要幾「純」才算是藝術品,又如朱光潛先生在《談美》3 中說到,事物要脫離其工具性,我們才可以欣賞其真正形相之美,若論及工具性,設計的本義就是一種工具。

言下之,現時大部份充滿社運色彩的藝術品,是否就有商榷餘地?曾記得一位設計導師的說話,當我們在討論有關文化藝術和設計的課題,他反問我們:「你認為這個世界有甚麼不是藝術?」,這問題令我再三思考「藝術是甚麼?」這類課題,最後明白這是一種 open concept ,永遠只有爭論,沒有鐵定的答案,但並不代表這種探究沒有價值,反之,只有這種爭論,才令它活起來。

事實上,從杜象的作品進入藝術館那一刻開始,我們都應該明白所謂「藝術品」,它的介定並非在於物品本身,而是在於物品之外的機制運作和如何把它論述和接收、欣賞出來,當然我亦同意一件用於廁所的「設計品」,是絕對有其獨特的形相之美。

今日    藝術 × 設計

從加入香港視藝人協進會 4 至今已有十年時日,活躍期已過,而我在 2002 年後已停止了業餘的創作,但在本地的設計情境中,我所感受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

記得多年前所受的設計教育,可以說是一種「反風格」的設計教育,當時很多同學都認為,一個有「彈性」的設計師,不應侷限於一種單一風格,因為一位設計師的屬性就是要面對不同的客戶方案,根本沒有一種風格能充分配合不同方案的需要,當然這種想法是因應當時的設計情境而言,包括最重要的市場因素,當時能從商業作品中去認知誰是設計師,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是行內人,但只要作品出色,要「打出頭」來亦非難以登天。

時移世易,設計師、設計品如天上繁星,數之不盡,每年都有大批畢業生湧現,設計的普及性也相應提高,除非碰上好公司,好客戶,否則要「打出頭」來,已非當年之事,其實早在多年前,已有很多設計朋友向我吐苦水,說甚麼客戶因素、公司定位等問題,無論怎樣努力,總是打不出頭來,而我當時只有極力勸勉或報以一句:「搞自己嘢吧!」但早年香港經濟好,有市場,要說搞什麼自己嘢,人家只會報以嘲笑,或寧可外接幾宗 Freelance 「搵真銀好過!」。

一種為興趣,無酬,純以設計形式去表現個人想法的作品,是被認為「理想清高」的行徑,但時代改變,當年渴望辦的非商業設計,早在多年前已有一班相識的朋友在牛棚藝術村辦了一個名為《We Exhibit》 的展覽中出現,其實類似的「自己嘢」在這幾年間不段增加,設計師的自我意識增強,認為設計不只是股務或受制於市場客戶,再加上近年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概念,“ Crossover ” 頻生,記得早年曾灶財的作品就注入了軟硬天師的唱片封套設計中,也成為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的創作原素,在近年的本地藝術雙年展中,我印象較深刻的就是漫畫家二犬十一咪的漫畫作品入選其中,設計師或插圖師創作 Figure,自辦作品展,不必討論是否藝術,他們都極力去爭取主動權,極力將自家的創作曝光,爭取 “ Sound-bite ”,這是與上一代的設計師有很大的分別﹙從客戶的委託的方案或從無數的獎項中打出名堂來﹚。

而藝術或其它創作的 “ Crossover ”,早已成為文化及創意產業概念的催化劑,在這種概念之下,我們大談品牌,而品牌的第一原則就是 “ Unique ”,而藝術創作,可脫離市場及客戶對設計品的「前設」或權力限制,成為設計師或創作人的唯一,繼而從藝術走進設計,或從設計走進藝術,相信現今很多設計師或創作人也明白當中的道理!

茫然十年,一介創作平民,遊走於設計與藝術之間,走過的路與所見到的「景觀」是相應的,希望當中的感受,能再刺激下一輪的創作慾,特别在本地藝術和設計改變的年代。

註釋:
1. 蕭競聰:〈香港設計教育再造?〉,《香港視覺藝術年鑑 1999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0 年 12 月,頁 56 – 67。
2. 這裡「藝術」所指的是精緻藝術。
3. 朱光潛:《談美》,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3 年 10 月。
4. 「香港視藝人協進會」現己改名為「香港視藝聯盟」。

西九龍中心商場街市(舊文)

下文是 2006 年出版的 E +E 《香港風格 2  消滅香港》中筆者的文章。
胡恩威主編:《香港風格 2  消滅香港》(香港:進念.二十面體,2006)
執行編輯:羅嘉欣

文章原名:雜感西九龍中心

這篇文章是我從西九龍中心的「用家」角度而寫,希望可作為商場研究計劃的一些參考資料或個案研究。西九龍中心座落的深水埗區,被認為是本地兩大貧民區之一,而六字頭的我正好與深水埗一起成長,因此當中一事一物的發展,都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西九龍中心自 1993 年開幕至今超過十多年,位於深水埗汝洲街的盡頭。深水埗是一個老區,很多樓房都已老化,整個區都充滿著灰調的肌理,當年中心落成,確是給人一種驚起的感覺,因為其建築外貌獨特(曾獲香港建築師學會 1994 年設計優異獎),是非典型的現代主義玻璃箱設計,其設計配合以「龍」為身份象徵,設置在外牆頂部的三角旗幟,像龍身的鰭翅,而中央藏於玻璃幕牆內的交叉扶手電梯,在夜間燈光的透射下,活像龍向上的卷動攀爬。

深水埗地標

這中心有別於一般陷入式的商場設計,即那一種與車站接駁或藏於大型屋苑內之商場,人們很難從外觀看其面貌,亦無法讓人在腦海中留下一個較為明確的形象,正如又一城和太古廣場對我來說分別不大,而我亦從不會在狹窄的旺角街道辛苦地欣賞朗豪坊的全貌。不知從何年何日開始,整個社會都好像有共識地要以商場作為每一區的「地標」,大概這種感覺從七十年代尖沙咀的海運大廈開始,與我一起成長的同代人續漸看見商場在不同地區興起。當西九龍中心在深水埗開業時,我著實有一種「啊!經濟發展到這邊來!」的感覺,心想那些商家都認為這區的居民的消費能力開始上升,而向來深水埗一直都沒有什麼「像樣」的「建築師」作品,所以西九龍中心便很容易成為街坊的消費廟宇。

西九龍中心在深水埗興建,對我來說,較朗豪坊在旺角出現更具時代意義,大概在消費區再興建一座大型購物中心,總不像在深水埗(從來沒有「現代」的商業建築)出現來得「唐凸」,總覺得西九龍中心的建築設計與該區有點兒不相稱的,有時心想,中心雖面向深水埗汝洲街的貧民老區,但背靠的是麗安及麗閣兩個屋苑,剛好坐落在兩者的分水線,在新移民與居屋居民之間,總有一點兒象徵意義。無論「地標」定義如何,在深水埗居往了多年,我亦不反對該中心是深水埗於這年代的地標。

尋找商場特色

中心樓高九層,是「大兜亂」格局,每層沒有特定主題,食店、服飾店可在不同樓層出現,這裡沒有超級品牌,店舖大都是中檔格局,感覺十分街坊,因為它們並非由大財團的連鎖式商店租用,而是被很多獨立經營的商戶租用。商場設計以提㫒消費效益為主,用現代主義的設計很多時都難以逃離某種千篇一律的格局,我相信西九龍中心的策劃人也明白這點,亦明白何謂「商場的市場」,於是在商場設置全港唯一的室內過山車「飛龍過山車」。不過,事與願違,不知道當年是因為技術或成本上問題,過山車遲遲未正式運作,導致商場發展商與租客在租務上出現紛爭。這件事件告訴我,其實很多租客都在尋找眾多商場中的獨特賣點。紛爭已平息多年,過山車亦出籠已久,但據我的觀察,它除了剛啟用時成為一陣子「綽頭」,並非如想像中的那麼受歡迎,現在,過山車的班次疏落,間中只有三數學生及家長陪同小朋友乘坐。

中心的另一特色是圍繞每層中庭的「車仔檔」,這是發展商以較具彈性的租務形式,給小本經營者創業機會,賣的東西多是飾物、小食,例如我早年鍾情的手作糯米糍,及現在流行的手作雪糕等,其實,中心內的中低檔消費光譜甚為豐富,而且配合著區內人口的消費能力而發展,而我日常到中心購買的東西,以日用品居多,無論是個體戶或集團式連鎖經營,在中心內的比例總算沒有一面倒,選擇是有的,除非你在尋找非常高檔的東西。

商場中的商場

消費者追求選擇是必然的,店舖租戶也同樣追求選擇,商場的格局很多時也是因應外圍的經濟發展而「變形」,中心內的蘋果商場及 X Zone 便是例子,可說是「商場中的商場」,蘋果商場是發展商將五樓的大單位改裝為多間「床位式」的小單位出租,內部裝修簡單,以小本個體戶為主,不是什麼主題商場,賣的多是少女們喜愛的飾物東西。對我來說雖然吸引力不大,但因為是「商場中的商場」,偶爾也會因好奇而走進去,看看裡面開什了麼店。至於 X Zone,則是主題明顯的「商場中的商場」,針對緊貼潮流的年青族群,發展商於商場地庫找來一大空間進行簡單裝修,配以藍球場的地線裝飾,希望做到像旺角那些潮流商場一樣,可惜放租了一段日子,現今又不知因何關閉起來。從多年與中心的「相處」中,我感受到中心是力求改變,為配合環境而在既定的空間內發揮其有機性。

一天節目在商場

其實我最常到的是為於中心第八層的 Foodcourt,香港早年經濟低迷,我又正值失業之時,為節省日常開資,都會到這裡享用「廿蚊三餸」晚餐,這種價格較中心外的茶餐廳更便宜,而且這裡並非如其他商場般由連鎖式快餐店佔據,所以仍有選擇餘地,如早幾年的「生滾湯加飯」便曾是受街坊歡迎的食品,近年來,很多收入微薄的收賣佬在深水埗一帶擺賣,這裡便又成為他們的街坊食堂。比較印象深刻的是,當報刊還未出現「二手飯」這一字詞時,我就常常看到一些中年男子在食堂内手持飯盒,堂堂正正地在收集別人餘下的飯菜。其實,食堂管理並不深嚴,中央的坐位是共用的,只要不鬧事,根本沒有人理會你,因此,我經常都會遇上一些不相識的,像有很多說話等著向人傾訴的老年人;也有一些老人家或中年漢,天氣焱熱時,飯後一杯茶,就在那裡「刨馬經」或「嘆冷氣」。飯堂旁邊設有一個真雪溜冰場,很多「老外」會於晚上跑來打曲棍球,有時候,你一邊吃「廿蚊三餸」的時候,一邊看「老外」在另一旁玩得興致勃勃,這種感覺非常特別。

西九龍中心對我而言,是不折不扣的購物中心,一所提供生活方便的大型的便利店。我不會去溜冰場,對過山車無興趣,更不會跑到頂層的奇趣天地玩過痛快,或參與中心主辦的文娛節目,不過,對於一些中下收入的家庭來說,似乎更像一大型商場,試想想,一個家庭從地鐵站經鴨寮街來到這裡,小朋友在第一層看「漫畫伯伯」畫人像漫畫,家長街坊們被電視台的節目推廣吸引,然後到上層的超市及酒樓消磨時間,最後還可以帶小朋友到頂層的奇趣天地嘗嘗久違了的旋轉木馬,如此安排一天的節目,人們就節省了沉重的交通費。

逛商場己成習慣

我對西九龍中心的感覺是複雜的,有時真不知它究竟只是一個購物中心,一個大型商場,還是一個垂直的市集。回想六、七十年代的孩童時光,每當去到海運大廈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虛榮感,大既與自己可在裡面感受到所謂中產品味有關,例如從 B&O 的陳列室看到最型格的電視設計,到「來路」玩具店欣賞日本超合金。其後二、三十年間,海運中心擴建為海洋中心,新世界中心及沙田新城市廣場等也陸續開幕。隨著香港經濟起飛,上一代的新移民已成為今天以金錢定義的中產階級,實質上,商場的消費或逛商場這類行為亦已植根在一般人的意識中。我沒有把逛商場視為生活的核心部分,因為我(我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開始厭倦,甚至有點兒抗拒,從而跌入一種後中產的情意結中。當消費資訊再也不侷限於商場店舖的櫥窗中,或我們已對整齊規劃及標準化無動於衷時,就會反過來追求波希米亞式的浪漫韻味,就像大多數來港的外國遊客一樣,喜歡到露天街市多於大型商場。現今的商場對我而言,只是一種工具—「買完即走」,不會受到其設計上的任何擺佈。

西九龍中心座落於的深水埗,是這一代新移民的集中地,中心對於他們來說又有什麼義意?

商場外觀照由 WiNG 所攝 ( from Wikimedia Commons )
按:上文其餘圖片於 2018 年拍攝

在「通用設計」前(上)

下文是筆者於九年前 (2009) 首篇刊登於《摩登家庭》 MH375  期的文章,也轉載於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的會刊《香港美術教育》June 2009, Issue 1 中。

當社會經常引用「設計」一詞於不同領域之時,我們更需對「設計」有更廣泛的理解,而我本身是一位職業設計師,希望能用一些淺白語言,加上一些設計及開發上的實踐經驗,提出一些有關「通用設計」與本地設計論述上較少關注的議題。

設計的兩個世界

本地的「設計」,因主流媒體的報導,總給大眾一種典型或片面的理解,似乎也只有從事職業設計的人士,才能明白箇中真諦,對大部分職業設計的朋友來說,有兩個世界,理想的設計世界和工作上的設計世界(或俗稱「搵食」的世界)。

曾幾何時,我開始問:『那些吸引了我們「入行」,那些有趣、創新、美輪美奐的設計品(通常是刊登在貴價設計書籍或雜誌中的作品),為何不是我們現在最普及應用的東西?』漸漸地,好像理解到設計有在「設計界、學院內」的設計,也有在現實市場上的設計,見過有萬元以上的設計師椅子(designer chair),也有名師設計、劃時代的吸塵機,但我認為這都是一般收入家庭不會購買的東西。

但邏輯上告訴我們,「好」的東西自然會受歡迎,自然會愈多人購買使用,因產量增加,售價也自然下降。但隨著我工作年資的增加,與更多不同層面的商家、製造商及設計師接觸合作,開始明白「市場」與「設計」間之種種微妙關係。

「市場」的膚淺理解

什麼是「市場」?在我念中學的年代,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討論或教育,比方說電腦這一東西,而研發一台電腦,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初階段成本高昂,售價必然昂貴,但現今卻容易擁有。一些高格調的設計(如上述萬元以上的設計師椅子),為何永遠站於高位,寧選小市場但高售價的策略,也不願降格普及化,讓普羅大眾能共享設計師倡議的美學觀。

坦言,我們對「市場」的理解很薄弱,特別是設計與市場的關係。因此,很多意念很好的設計,往往都只能成為設計書籍中的美麗夢想,(當然若連造夢的能力都沒有,那就有很大的問題。)或成為設計師打響名號的「實驗品」。有關「市場」,我想說一個有趣的故事,話說美國人有一問題,就是他們抱怨花太多時間清理修剪家居前後的草地,於是有一批研發人員用基因工程去創造了一種生長時會有高度限制的草種,更申請了專利,結果專利給某人收購,事情再發展下去,才揭發最後擁有這項專利的竟然是一間「剪草機」的生產商,當然最後在市場能生存的是基因草種還是剪草機,就要看各方的利益分配如何。

再舉一例,其實在美國,早在 1996 年已有通用汽車出產的電動車在市面行走,紀錄片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 ?(中譯:《誰謀殺了電動車?》)1,是一部剖析環保車如何被「迫死」的紀錄片。事實上,電動車的技術比我們理解的更成熟,可惜因為種種不同的利益分配和關係,逼使電動車遲遲不能「上馬」盛行,而所謂「利益分配和關係」,就正如現在流行說的「持份者」一詞,一架汽車所用的組件數目龐大,而車廠主要負責組裝,大部分的組件仍是由大量的零件生產商製造提供,還有政府、石油公司及一切相關的維修產品及服務。由傳統汽油汽車轉為生產推廣電動車,當中也涉及生產線的改做、人材技術的重新配置、政府政策的重新制定等,正所謂牽一髮,動全身。其實根據調查顯示,市民用家亦會因環保原因而接受使用電動車,但問題又是回到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及掌控上,怪不得要等到美國經濟陷入困境,美國三大車廠面臨倒閉邊緣,美國總統奧巴馬才能運用政治力量,逼使車廠回到環保車的議提上。

電動車的例子說明什麼?說明市場需要、生產者的權力及代價、各方持份者的利益關係。

在修讀設計的時候,導師強調的只是創意,但對「市場」,就似乎只帶有一種負面的意味,老是勸喻「不要被市場牽著鼻子走!」。坦言,當時對「市場」的理解仍是很膚淺的,在學院裡少有討論「市場」;剛巧相反,畢業後進入實戰世界,老板及客人第一強調的就是「市場」。但我似乎仍然處於一種對「市場」膚淺的理解,縱使每次設計工作前,強調的所謂「市場調查研究」,最終讓你明白的是,商業中的「市場」是少數服從多數,資源的有效運用,應該放在大多數人身上。而「生產」的邏輯就是,要達致滿足大多數人的需要,即大批量生產,要達致大批量生產,就需要穩定快速的生產線,要有這種生產線,就需投放相應的成本資金,因為這種生產線才能成就相應價廉的產品,在「市場」中有面對對手時的競爭力,繼而去滿足大多數人的需要。

我們看似明白,設計給小眾的產品,成本價格必定高昂。

註:1.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中譯:《誰謀殺了電動車》), Papercut films, 2007
http://www.whokilledtheelectriccar.com/

圖片說明:
(上) 不少具名氣的 designer chair 往往價格昂貴,Eero Aarnio 的 Ball Chair 是表表者。
Photo from régine debatty  ( Wikimedia Commons )
(下)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 ?  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