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客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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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工到設計師,繼之設計顧問,現在Maker「創客」出現了。
現今在職設計師的工作模式,多是概念構思,再在電腦上繪圖,而實物的 Prototype 多交外間的工作室或「打板」公司製作,而製作費也非便宜。而 Maker「創客」,最簡單的理解,類近現今的「手作人」,當然創客的概念範圍會更為廣闊,總之由概念構思到親自「落手落腳」,把東西做出來(包括成品或 Prototype)的人,都可稱之為創客。
在一般設計公司或大機構當設計,會明白設計方案的策劃及執行程序是如何繁複,但創客的創作形式則不同,當避開了公司的層層架構或繁複的人事決策程序,創作更顯靈活自由,因創客多是業餘性質,創作出來的東西,成功的會有人賞識,或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就算失敗,也不需負上什麼沉重的商業責任,創客就像打遊擊一樣,成本低,自由靈活,偶爾便會殺出一條血路。
現在歐美國家,都有很濃厚的創客氣氛,各大 Maker Faire  紛紛冒起,互聯網上也有不少活躍的 Maker 頻道,Maker 在歐美國家的湧現,首先與其文化及生活空間有密切關係,當創造成為一種普及興趣,也樂於從自行製作(DIY)中尋找滿足及自我完成,再加上生活空間廣闊,不少人都能有自己的工作空間,地庫車庫經常改裝成工作室,在這種環境下,Maker 的孕育自然變得容易。事實上,近年催化 Maker 冒起的兩個主因,分別是個人化製作技術的普及提升,最重要的莫不過於 3D 打印的出現,令很多部件及Prototype 都可以更便捷及低成平的製做出來,而設計軟件,製作資訊在互聯網上的普及也幫了一把。
要推銷一個單純的設計概念,和推銷一個已經測試的 Prototype 是不同的。以往不少紙上的設計方案遭遺棄,因它仍停留在一想像的階段,但若能以較低成本把 Prototype 做出來,把它放在真實的情境中作測試,那設計的説服力便強得多。
第二個主因是「衆籌」crowdfunding 網站的出現,一件産品能否在市場上成功,非單是設計本身的問題,背後還有很多市場因素,如價格、定位及競爭對手等,而大企業有能力在産品設計前作較全面的市場研究,但獨立的 Maker 就未必有這種能力,而衆籌網站就能夠把設計直接呈現於用家眼前,由用家用支助形式去令設計面世,若能集合足夠的家用支助,達到預設的金額目標,該設計便能獲得這筆金額去起動及實踐出來。衆籌網站對Maker來説是籌集資金的一條途徑,因為衆籌網站能直接面對潛在的用家,因此一些大企業,也會利用衆籌網站來作為新設計的市場測試。
現今全球各國都認定「創新力」為國力的第一要素,Maker 更被視為是新一波的設計生產模式,若香港人仍只視 Maker 為一班業餘嗜好者,那眼光視野就太短淺了!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From Jonathan Juursema (Wikimedia Commons)

設計左與右(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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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地鐵的入口旁看見一些義工,是希望路人支持「政府應補助貧窮家庭子女的課外活動津貼」,我看見滿帶熱誠的義工在努力宣傳,突然有一狂漢跑出來,大聲的痛罵這些義工,說政府不應養懶人,說自己那一代怎樣不靠別人,只憑一雙手打出生天……
那是在深水埗(香港兩個貧民區之一)地鐵站發生的,並不見得那個狂漢是甚麼富有人家,只是一身爛笪笪的裝束。坦言,我當時是憤怒的!
有一年,公司的網站要重新設計,我和同事找來三間「中檔次」的設計公司報價,不約而同,三間公司的報價非常接近,約在萬八至兩萬之間,我和當了多年設計的同事都「打了個突」,為甚麼價錢會是這樣低,其實我和同事在報價前已準備好所有資料,去解釋所需設計的規模,是絕不會發生誤會的,依我們估計,這個網站最快需一至二個月時間完成,憑我們多年的經驗,那是需要一名資深的網頁設計師運用大概三至四星期的時間完成,加上要外聘電腦程式員去編寫附加程式,在成本上還須加上公司的燈油火蠟,客戶主任、老闆的工資及利潤等等,而且設計無可能“Take one”就OK,來回三四次,這都是成本。
最後,公司來了個「新老闆」,利用自由市場的競爭去「壓價」,結果壓到萬七,還要「老屈」這些網頁公司各自交出首頁的免費設計以選用合意的公司,結果「新老闆」從這些免費設計中選了一間公司,誰不知「新老闆」三心兩意,對自己的選擇又有所懷疑,在與對方簽約後要求對方再出多一個首頁設計,即使簽了合約,這個「新老闆」最後還是棄用這間設計公司,這場遊戲足足玩了個多月,在棄用這間設計公司後,我們才知道公司即使簽了約,但按金則遲遲沒有收到。
事件當中還有一段插曲,就是當我們去準備完好的資料,作為 design brief 給設計公司的時候,我們須要「新老闆」的協助,提供資料做 design brief,但卻給這位「新老闆」責怪了一頓,理由是「我們付錢給人家工作,幹媽要插手,這些資料他們自己懂得找……」
對此事,我和同事都百感交雜,當然站在自由市場的立場上,你有「自由」和「選擇」,如果你是那些設計公司老闆,大可一句「不接這生意」,但如果這種惡性競爭之火燒到你那邊廂,你公司有十多人要養,自己有一層幾百呎的樓要供,仔細老婆嫩,還捨不得那部剛供款的新款房跑車,你一定會接這生意,反正你的手下全是「包薪」的,做八個鐘、十個鐘、和十二個鐘一日都無分別,你一樣每月給他們一個定額的工資!萬七元個半月做上述的這個網站,對執行工作的設計師來說,一定會是一種剝削。
那位設計師,要「嘔」幾個免費設計,無 Briefing 加「盲公射箭」,人工僅夠糊口,在一個月內更每日給老板客人「操」足十幾個鐘,無價值,為了客戶難以捉摸的個人喜好,真的連自己在做什麼都不知。
以前,若我身邊有這樣的設計師,我會對他冷笑,說:「不服氣?你有選擇,你可選不幹,幹嗎那樣抱怨,怨天尤人!」無錯,那時我認為最好的反擊,就是不幹!我天真得有這樣的一種邏輯,認為那些公司,營運有問題,接一些下三流的客,一定找不到好的設計師加入,慢慢這些公司會給「自然」的淘汰!好壞優劣的設計師會跟自然法則,各自流入合適的崗位中,好壞優劣的設計公司,亦會跟自然法則,汰弱留強,正所謂「良幣驅逐劣幣」。
多年後,我發覺這種想法是錯的,當初的說話,甚至有點「風涼」,因為我當初認為的「選擇」,其實只建基於個人的自由背景之上,但對於很多人,其實是沒有選擇的,人工的三分一給了家人,一半給了地產商,僅餘的留自己食飯搭車,停一個月都危危乎,加上找另外的工作動肆一年半載,那你說還有甚麼選擇!
或許你會說,這畢竟也是一種「選擇」,當初為何選做這一行?為何選那間學校修讀?為何應聘那間公司?或許你認為這些「選擇」都是基於你對「自然」之下的明智回應和決定;我認為當初為何選做這一行,是我認為這行有前途,能滿足我的興趣等,是根據當時的觀察而作出的明智決定?若我說這一切都是由某些人在一知半解下替你營造的假象,而在你懵然不知的情況下認為這就是事實,那又怎樣算?我認為選那間學校是因為它能配合現今人力市場的考慮,誰不知有人在你旁開辦成千上萬的什麼學位課程,那又怎樣算?應聘那間公司,是因為那公司能一展我之所長,誰不知一個高層改組便令你的一切計劃泡湯……
其實所謂「自由」或「選擇」,都必需在公義之下才有意義價值,而我們所謂的「自然法則」,亦只是騙人的花招幻象,我們的一切活動,根本就沒有所謂「自然」可言,當中充滿無數的人為介入和干預,只有拋棄公義、拋棄人性、沒有憐憫、沒有同情,見死而不淚下,才能回到最原始的森林,去回歸真正的「自然法則」,世上沒有「平等」,強者的生存依靠壓倒性的力量,而弱者面對強者下的生存法則,就只有寄宿在大量繁殖及死亡的循環中,即高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旗幟!
多年前,本地有個文化產業的論壇,香港之子,鬼才黃霑在台上發言,當被問及政府應如何協助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時,他直接了當的引用「恐龍絕種」作為比喻,他認為政府應該盡量不「插手干涉」,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應像「自然法則」一樣,它能生存下去,就生存下去,不能生存下去,就應像「恐龍絕種」一樣,我們也無能為力,這正正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
他的言論一出,引來台下熱烈鼓掌,我想大概是因為大家認為當時無能的香港政府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糕,所以最好盡量不干涉!
多年後,黃霑先生去世,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卻宣報香港流行音樂「已死」,一代樂壇鬼才,曾創作過無數光輝作品,最後卻宣報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這是否有點荒謬?我想在十年後,二十年後,他的作品在這土壤上還會留下些甚麼?
再回到上述的萬七元網頁設計,事後同事已多番提到,他所相識的設計朋友或公司,已經放棄網頁設計這一行生意,早前與專做網頁設計的公司老板聊天,他更大談網頁設計大勢已去,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多年來我們不是大談什麼矽谷效應?談什麼資訊互動設計?一大堆像天上繁星的設計新詞,洶湧至大大小小的研討會、名人專訪、雜誌傳媒,而現今的境況,是實情?還是我們只是井底之蛙,看不見井外的一片天空,看不見凡人之上的設計貴族,或寄居在天堂之上的設計公司。
坦言,為黃霑先生之「恐龍絕種」而鼓掌的人,正正就是一種擁抱「大市場,小政府」的保守右傾思想人士,是亞當斯密「無形之手」的默認信徒,以「市場自動調節」為教義,堅信政府的「不干預」為發展之原則。
我常對朋友說,其實香港是一個政治的實驗體,陰謀論而言,殖民地政府暗地裏營造了一個培養「森林效應」的經濟環境,刻意製造地少人多的假象,繼而利用相應的土地政策推高樓價,強調(偽)低稅制,及製造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目的是以高樓價作為所有發展及工作生存之中樞動力,及培養這個「自由主義下之經濟森林」,在這裏便可預視在最少干預下之市場活動,觀察趨向極化的資本主義狀態,因此多年來香港都沒有出現像樣及有力的工會組織,沒有最高工時最低工資的人道規範,被教育得不會為社會公義而激進得上街「暴動」的年青人(直至今天),以往一直強調的「積極不干預」,目的就是讓這個森林履行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而那個在街上痛罵那些義工的狂漢,就是這種生態的反映。

Photo: 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倡議者,視香港為最能履行其理念的城市。

再投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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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寫了不少以創新及研發為題的文章,今天的新聞,資源投放在創科上的報導又再出現。另一邊廂,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引述當年蘋果教主 Steve Jobs 的自我訓斥,説其犯下的錯誤,就是把技術導向放在產品導向之上。兩件事説了什麼出來?
讀者可能不太明白我説什麼,首先兩個概念,即「產品開發」及「技術研發」,先談「產品開發」,或許你會想像大家想要一件怎樣的新產品,舉例説,電話除了可以打出及接聽外,你還想它可以怎樣?電話的目的是溝通,但一些東西是很難用語言傳達,要看到才能明白,於是你想像電話附有攝影功能,並能傳送影像,如此類推,結果今天的「電話」已非電話,它是一台「手機」,包含多種溝通及訊息功能。這是一個產品概念,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你會研究人們是否有真正的需要,如何能有最好的使用方法,會帶來什麼好壞的結果,或它根本可以用其它東西及方法取代等,當然其中的商業及利益因素也要考慮在內。
好了,你有了這樣一個美好的產品概念,接下來你會問:「這樣的東西能做出來嗎?」,那就是技術研發的範籌,能將攝影功能放進體積細小的電話中嗎?最細小但又高像素的感光部件能有嗎?這都是技術研發的工作。大學裏也有不少科研項目,成熟後再轉化為技術,起初大家都不知可以拿這些技術來幹什麼,直至有相配的產品或用途出現,才能把它發揚光大。但無論是產品要求技術,或技術衍生產品,我們最終要的是優質產品,只會關注手機還能做什麼,卻不太理會內裡的運作原理。
「開拓人們對生活及產品的想像」極為重要,這全都可在外國著名的創科企業裏看出來,香港的工業卻完全沒有這種文化土壤,他們大部份都是代工商(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或原設計製造商(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的階段,即使是 ODM 的廠商,其所謂的設計及研發,也只是外觀風格、用料及顏色上的改變,亦只能把設計賣給外國大品牌的二三線產品中。
我曾在 ODM 的廠商工作過,經常揶揄當產品設計的同事,説公司的所謂研發方向,很多時都只是老闆或客戶經理從他們那些買家裏聽回來的產品要求,而終極目標是他們肯「落單」,但那些「買家」究竟是什麼人?他們絕非是那些大品牌的第一二把手,其實很多都只是公司的採購部員工,按上級指示或市場部指引去向廠家買貨來填充其產品線,因此外國大品牌的客戶,一線產品有其自身研發班底及脈絡,用不著你來設計提議,而小客戶也無能力去選購你嘔心瀝血的研發成果。
創新科技要結合到工商業裏再成就起來,首先要脫離香港長久以來的買辦文化,企業要以自主品牌及「產品開發」為首,否則科研或技術研發的成果,大多只會得物無所用(極其量出來的科研技術只會賣到外國的廠商去),但就這點,談何容易。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科學園

美食車乜乜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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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car B A

多年前在工廠區附近工作,午飯時候都有輛「美食車」停在廠廈附近賣飯盒,早年香港工業盛行,工人難找午膳的地方,都會幫襯這類「美食車」,其實只是客貨Van一部,售賣預製加熱的飯盒。
「美食車」這個稱號只是一個概念,凡是有輪的都可稱之為車,在車上售賣食品的形式可以有多種,以往的街頭熟食小販車,其實就是美食車的一種,現在説的「美食車」多是一種具附加條件的概念,如外型較大,有動力(汽油)驅動,內裏有較完備的煮食器材,較衛生,或以較現代管理模式營運的,像歐美流行的 Food Truck 便是。
美食車這個概念的關鍵所在,就是流動,因為在某些地點售賣,人流在整天的經營時間裏未必充裕,所以需要流動,早上在商業區賣早點,中午在學校區賣午膳,或晚上在遊客區賣特色小食,這種流動是針對一些特別地區,那裡找食肆較困難,或所提供的食品種類有限,這種流動形式,是美食車經營之道。
不少人把美食車和一般食肆的概念混淆,認為兩者的存在會構成衝突,其實兩者的形式不同,不能相提並論,美食車沒有固定的食堂座位,煮食器材、空間、所提供的食品種類也不能與入舖食肆相比,你總不能以「掃街」(幫襯街頭熟食小販)代替與你女友(或男友)的燭光晚餐,也不能説電影光碟會影響戲院生意而認為這是不公平,要把它全面禁止。
在設計概念上,形式必需與功能或內容配合,美食車這種形式,必需有配合的食品出售,以往香港的街頭小食,為何會是魚旦、牛什、雞旦仔?這都是在街頭售賣及與其煮食方法相關,煮食速度、所需器材、材料準備及儲存、成本和利潤都是考慮因素,童年時的街頭小食,種類繁多,而且多以小販自家的獨門功夫製作,非常美味,實在是城市的飲食文化精品,因為當時的小販政策與現今有異,也因為街頭熟食小販的門檻低,加上流動,所以往往在街頭上都有所驚喜。自從小販政策改變,這種城市飲食文化由街頭轉移到租金高昂街舖,小食的種類銳減,也因為租金高昂,需降低成本,食品轉為中央取貨模式,味道變得一式一樣。
以往的街頭熟食小販,因為門檻低,所以規模細,加上流動,所以聚散自如。童年時常見小販會聚集於公共泳池門外,或在戲院旁,都會一人一檔,一字排開的賣涼果、烤魷魚、鹽焗雞脾等,能令人們有較多的選擇。「聚散」應是本地美食車的一個重點,香港的城市環境狹窄,街道沒有外地的寛闊,要做到聚散的效果,美食車的設計必需細小 compact,才能聚散於各售賣點,提供多款選擇。以往不少文章也提及港式設計文化需具備 compact 的條件,一人一檔的街頭小食,車細而只賣一款食品,檔主會更專注的去精心製作,反之食品的多元就得靠小販們的聚合去促成,互相補足,若大型的美食車在本地的環境下不能達成聚散的效果,就很難去平衡食品的多元、質素及成本這三項要素,情況像是把現今入了舖的小食店搬到車上,騙到遊客也騙不了本地人。
其實本地的美食車應該如何,以往的街頭熟食小販已累積了不少有價值的經驗,甚具參考價值,只需將這些經驗再去檢視改良,或加點新思維,便會成為正宗的本地美食車,不必把舊有的全盤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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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筆者設計的 SideHawker 和 FoodTrike

 

藝術是設計?設計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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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我問前輩:「什麼是藝術?」,前輩反問到:「有什麼不是藝術?」

● 昨天與一位新進閒談,談到我的作品,新進説他分不清什麼是藝術,什麼是設計。

● 我認識不少上一代的前輩,通常他們都有兩個身份,藝術家及設計師,而他們很清楚那個身份該做那種創作,及清楚知道自己的作品是設計品還是藝術品。

● 有一位藝術家前輩曾對我説,香港藝術的停滯,當中的原因是搞藝術的人理論基礎不足。

● 到今天,設計生涯廿多年,曾和不少設計師共事過,但九成都説不出主流的設計定義。

● 今天身邊不少的設計師,對設計的概念不清晰,視設計只是上班的 “job”,對藝術絕緣,也一無所知,認為藝術,設計是互不相干的兩回事。

● 曾有一位同事,合作過程出現很大問題,因為她把藝術和設計的概念混淆了,用搞藝術的思維態度去處理設計。

● 發覺無論在諗藝術或設計的時候,同學都不太熱衷理解藝術或設計的基本概念,現今學生是老師的「客仔」,一些老師也自然不太主動講解。

● 強調 “Learning by doing” 的學習方式,學生做自己的作品,樂在其中,但很多 “doing” 之後,學生對什麼是藝術或設計的基本概念,仍然是空白。

● 若你打算開 talk 去講藝術及設計的基本概念,我勸你勿搞,因會無人來。

● 你以為他們不明,至少會問,問自己或問別人都可以,或繼續去「探索」這個問題,但不是,他們只會繼續自得其樂的在創作。

● 很少創作人會經常反思「我究竟在做什麼?」

社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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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日本設計師山崎亮的著作《社區設計》,本身是景觀設計師的他,在書中介紹了幾個由他組織的項目,包括兒童公園、社區節慶、能與社區融合的百貨公司等,山崎亮想展現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相應設計品(硬件)外的「軟件」,這裏指的不是電腦中的設計軟件,而是環境、聯繫及與使用者的行為關係等。
一般的設計師,專業的來説,都會在設計前做一些資料搜集或調查研究,當然這要視乎案件的預算有多大,預算較大的,可能會聘用市場研究公司,作一較專業的調查研究,以配合設計的進行,預算較少的,可能是設計師自家上上網,翻翻書,那便算是設計前的資料搜集,前者雖然較為專業,但多依靠商業數據,而且很多市場研究公司的調查,都有既定的前設、模式和樣板。後者不用多説,只能用「簡陋」形容,但在預算少的情況下,這總好過什麼“research”都沒有。
這些資料搜集或調查研究,都非常單面向,即你在構思設計時,或在整個設計方案的起點前,你只是希望找些資料,來支持你的設計可以繼續進行,就是如此。所以有很多設計方案,完成後總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像它們只是一項接一項需要被完成的任務,然後我會問,這些被完成的任務,究竟有多少生命力?
我家附近有不少公共的休憩空間或稱為「公園」的東西,若按政府的設計邏輯,就是按該區的人口比例,再看要騰出多少地方,然後放置一些韆鞦長椅之類的東西。遇然會看到一些小朋友或老人家在「公園」內呆坐或玩耍,深宵有些年青人在流連集結,有時心裏不禁要問,這些珍貴的空間資源,對整個社區而言,是否就是如此?它還有什麼可能性?或許有些人希望能在這裏做些什麼,或這個社區可以把它拿來做什麼……
第一次接觸「持份者」這個字詞,大概是當年西九文娛藝術區方案爭議的時候,今天這個字詞則經常被引用到媒體上,一個社區,就包含了不同的持份者。回看山崎亮的工作,會更覺他像是一位「社工」多於一位設計師,因為他經常需要落區,與社區中不同持份者溝通,或組織一些活動,讓不同持份者走在一起,了解彼此的立場、處境和需要,或設計一些活動,來發掘他們真正的需要,而「田野考察」也是山崎亮自稱其工作之一,「田野考察」實質是指社會學家的研究工作,或俗稱「落 Field」,這位設計師實質是結合了社工和社會學家的屬性,也是一位促進者(facilitator),因他的工作離不開撰寫計劃書,促成事情的發生出現。這種社區設計的方法,不是將調查研究和設計發展劃分為兩個獨立的階段,而是將它們處於一種交錯互動的方式,並且從社區(即用家)那方面開始。
本地有否類似的社區設計?我曾參與過一些類似的社區設計活動,畢竟本地少有像山崎亮屬性的設計師,我在過程中仍需與不少社工或從事地區工作的專業人士互動協助,但我想上述這種「社區設計」能否在本地進行,先決條件是公民意識是否成熟,即社區中的人有否「持份者」的概念,即是説「個區我都有份」,否則你所策劃的一切溝通活動及建議,只會得到冷漠的回應。

沒有草圖(Sketch)能力的創作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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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提及創作時不去畫草圖的問題 ,今次則想在設計上再補充這點。
上次提及這點和設計管理有密切關係,並非全都是設計者本身的問題,簡單的一個例子可以説明,我曾在一間廣告公司工作過,上任的第一天,客戶主任跑來,匆匆的説要做一個 Backdrop,交待了非常基本的資料,尺碼、文字、Logo,就是如此,這可説是「九流」Briefing,然後這位客戶主任又匆匆的説下午要去開會,晚上回來要看設計,説這個 Backdrop 設計明早便要交給客戶,就是如此……接著這位客戶主任便跑去見客了。
以上的情況在香港的廣告或設計公司是常見的,這種情況下,如何先畫概念草圖,商討後再做 Layout 設計?你可先畫概念草圖,待那位客戶主任晚上回來和你討論研究,再深宵或「通頂」去完成設計嗎?我想沒有人希望這樣吧?畢竟那位客戶主任也不想陪你玩「通頂」,她只想開完會後,晚上七八點回到公司時,有一個一繫即中,明天可交給客戶的設計,在她的認知裏,設計就是這樣的簡單,她不知在設計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問題湧現,設計師與客戶主任亦有不少互動,設計會有摸索及發展的階段。遇上這種情況,你只有用極速方法,一做就砌個九成接近完稿的“Layout”,盲公射箭,希望一繫即中。
時間管理混亂,沒有固定的製作時間框架,時間上完全遷就客戶的無理要求,便會出現上述情況。
其次有些設計師不慣用筆,自然不想畫草圖,或設計師不太喜歡與其它人互動討論,也會不想畫草圖,一做就直接把設計做出來,在死線前一刻交貨,間接「侷你收貨」,我認為這是與設計教育有關。
有一種公司文化,亦會令整個設計部門沒有畫草圖的動力,特別容易發生在 in-house 的部門內,就是公司老板或客戶對設計部主管(美術指導或設計經理)失去信任的時候,因為前篇提及草圖是用來給討論的,設計師與主管的這種討論,間接是一種方向的指引及審議,如果設計每每經過一大番討論修正後,最後在大老板或客戶上死得不明不白,中間的設計部主管便會漸漸放棄與設計師討論草圖,負面看,是這些主管不想把「責任」背上身,設計遭否決不是因為給「指導」後的問題,而是設計師自身的問題。正面看,是這些主管為了節省時間,也讓設計師本身有最大的自決權,設計被接納或遭否決,責任由設計師自負。
歸根究底,設計在老板或客戶上死得不明不白,很多時都是設計的 Briefing 做得差,或他們在設計的過程中參與太少,以致中間的設計部主管不能掌握討論及引導的方向,那換句話説就是「要求你畫草圖都是多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