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有世界級園區

政府早前提出的河套區科技園計劃,「園區」又再出現。
最早觸及「園區」這一概念,相信是早於八十年代名氣日盛的美國矽谷,IT 技術日飛猛進,一個經規劃的地方,匯聚相關的人才,產生協同效應。其實「園區」可有兩種生成方式,一是有規劃,從零開始建立而起的,另一種是無計劃,但隨年月有機地發展出來。一間廠廈,若果有一兩個單位租給藝術家,一段時日後,就有更多藝術家進駐,也會伸延至相關的服務或製作公司,變成「成行成市」,日後便正名為「藝術村」。
香港仍與很多先進城市不同,不少行業仍未受集團式的壟斷沖擊,這些行業的門市小店仍然存在,他們透過上述的有機發展,在城中已建立不同行業「成行成市」的街道和區域,例如有香港秋葉原之稱的鴨寮街(電子零件及產品);大南街和基隆街一帶的布行,近年更成為手作皮具材料店的集中地;售賣布料,俗稱「棚仔」的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那裏曾孕育了不少本地時裝設計師;汝州街的手飾配件店,是不少手作少女選購配件的熱點;由太子上海街和新填地街伸延至旺角一帶的室內裝飾材料、金屬材料、木材、山貨(竹枝及籐器)及工具店都應有盡有。只要大家留意一點,在香港這個獨有的密集城市,上述的街道區域,都齊集在深水埗、太子、旺角和油麻地一帶,相互之間的交通距離不出 30 分鐘,從概念上把它們連結起來,便是一個園區。但那又是一個什麼園區?

如果你在外地生活過,你便會明白他們某些購物方式與香港是截然不同的,特別是工具材料方面,以往香港既是中國大陸對外的橋頭堡,也曾是以輕工業為主的地方,產品的首辦製作、後期加工等,都需要一個極之便捷及有充足支援的環境,對於一些材料及小配件的選購,或加工製作,香港都是一個極之方便及有充足支援的地方,相對於外地,你要不是跑到給集團式壟斷的連鎖店選購,便是要用看不見實物的網購方法,而且貨品種類有限,選購既不便也困難。曾任職過的一間公司,它其中一位客戶是某大賀卡品牌,公司曾指派我的一項任務,就是去招待他們從外地來港的賀卡設計師,遊逛深水埗一帶,選購他們心水的配件材料。
但「園區」的重點不在於此,單靠售賣材料工具並不足夠,還要有互動。我曾在之前的文章談及「創客」Maker 的興起,他們都是繼設計師之後的新興創作力量,創客 Maker 不是指單純構想創作,還要自行製造,從作品原型 Prototype 開始,以上述一個街道區域的連結,對創客來說,就像樂園一樣。
若以長沙灣或荔枝角的工廠大厦區,推動類似藝術村的「創客中心」,或中低端的產品研發中心,那便大有作為,相信不少周邊的設計學院、手作市集、工作坊等活動亦會繼之興起,便會成為有機發展的力量。
規劃式的發展並非不成,但要認清真正的問題所在,眼見這些有機式「成行成市」的街道和區域漸漸消失褪色,永遠的地產主義,廠厦用途規管的官僚障礙,若我們仍是「唔識貨」或「不懂拆牆鬆綁」,那便是「捉到鹿唔識脫角」。

上圖:紅線為文中提及的街道,下圖:俗稱「棚仔」的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西九故宮,不是抽水,我想替靳生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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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故宮一事鬧得滿城風雨,設計界前輩靳埭強先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曾發言認為「直接委托」建築師嚴迅奇其先生擔任香港故宮的設計,是明智的做法,此話一出,惹來不少批評非議。
首先要表明筆者的立場,對於空降在西九的故宮博物館,我並不贊同,特別是林鄭對整件事的處理手法,程序上之不義,令人嘔心咋舌,但見整個設計界對此事無動於衷,也沒有對靳先生的說話作出回應討論(無論業界或學界也是如此),因此我想藉本文去談談靳埭強先生的「直接委托」說法。(只集中在他言論上有關直接委托設計的做法)
我曾在 2004 年香港設計師協會的會刊中發表「思考比稿」一文(1),希望藉文章去加強當年反對「無酬競稿」(free pitch)的討論基礎,事件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況有否改善?沒有統計研究,所以不知。其實這篇文章的一些觀點,正好支持「直接委托」的做法,至少我認為在香港這種背景下是對的,文章中的這些觀點包括:職業設計是一個「整體性」的過程,當中包括與客戶間經常性的互動溝通,所以不能以「一站式」(一個比賽或作品徵集)的方法去決定誰是最合適的人選(或公司),又因設計當中涉及藝術及風格成份,香港又在「對設計評審的薄弱理解」中,特別是在藝術及風格成份對判斷有大影響的設計,若單純以整個設計工序中的 “end product”(設計品)去判斷設計是好是壞,是危險及不可靠的,其次要避免民粹式的設計公投,歷史及在設計實戰情境中已告訴大家這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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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文章中還提出不少論點去探討採納正確設計的是與非,但大多對應於商業設計的實務中,但西九故宮可以納入「公共設計」的範疇中,而且是爭議多年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一部分,而國際的慣常做法也不是以比賽或作品徵集形式進行嗎?
無錯,我認同這一點,但只在於公民意識強,文化藝術水平高,對設計有理解,懂得如何討論及辯證設計的地區城市,即使如此,質素高如日本,也會選出疑似抄襲的標誌,煞停從 46 組設計團隊中選出的 Zaha Hadid 主場館設計(2020 東京奥運),那香港又怎樣?是有這種質素的地方嗎?這點我並不知道,但卻可以看看這個地方過往種種公共設計的「往績」,當年中央圖書館的現代與後現代之爭,實質是背後官僚權力之爭;十元紙幣(花蟹)的設計,當年的財政司長梁錦松一句「見仁見智」,我相信所有設計學院應該關門大吉,不要誤人子弟;第一代香港品牌飛龍 logo,由專業公司主理,調查研究過程亦開明民主,結果事與願違,劣評如潮,是誰的錯?其實是政府 design brief 的方向搞錯;最值得各設計院校拿來做教學例子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第一輪的大師作品,也不是由比賽形式選出來嗎?但為何又搞到推倒重來,大師的「天幕」作品通通要掉入鹹水海中去?正如靳先生所說,這是「浪費創意」,時光倒流,回到廿多年前的設計界盛事「全港區旗區徽設計大賽」,是當年幾乎每位香港設計師都會參加的盛事,作品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但結果如何?結果是由權力核心直接委托建築師何弢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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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公共設計由公開徵集或直接委托的形式跑出來,都各有其優劣處,用直接委托的方式,最好有足夠的理據去交待「點解要揀佢?」,否則就會給人一種「靠關係,益自己友」的疑慮。西九故宮本應是一件單純的事情,可惜落入林鄭手中,成為態度強硬的政治事件,而大家都沒有對靳先生所說的「直接委托」作出冷靜客觀的思考討論,是因為它與林鄭的處理手法直接扣上,而又忽略所說「直接委托是明智的做法」中的「明智」,就算是商業上的設計 pitching job,熟行情的人也會先了解客戶的背景、屬性和處事手法,才決定是否參與,我想只有在本地設計界中經歷多年的同行,才會明白何謂「明智」之意。

(1)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 Xpress, Hong Kong :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Volume 9 P.10-13, 2004

有關藝術或設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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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結集了早年我在此網誌撰寫的六個短文,全都是有關藝術或設計組織的,有興趣可細閱分享。

我早年參加的多是一些藝術組織,此等組織有以下功能,早年互聯網並未盛行,而有關藝術資訊的媒體不多,要得知圈內資訊,就需加入一些藝術組織,而一般媒體有其運作規範,因此某種經驗、資訊或交流(當然包括教育成份),必需在直接的交往中獲得,其次是資源共享,一位藝術工作者,若辦一次個人展覽,大概需二三十件作品(視作品的類別而言),而且個人展覽需時及成本高昂,若參加畫會,便可定期舉辦聯展,分擔成本之餘亦可令作品定期有展出機會,而且很多畫會都是國外藝術界接觸本地藝術家的渠道。
最後一點我認為重要的,是藝術組織的會員及人數,往往會構成一種代表性,這種代表性有時會成為一種議價能力,對文化及藝術政策形成一種影響力。當然聯誼活動能加深會員之間的關係及交流,能協助會員建立其人際網絡,畢竟我認為它不是成立此等組織的首要目的。
參加這些藝術組織的經驗,成為將來籌辦設計組織的一些參考。

我認為本地藝術組織的基本功能,當中包括資訊交流、網絡建立、資源共享及議價能力,當然有些藝術組織只會集中某項特別功能,如亞洲藝術文獻庫、國際藝評人協會等,但當論及設計組織,情況就有點不同,特別在定位及功能方面,因為當中有較重的商業角色和涉及產業支援的成分。
向來有點怕別人問我有關「會」的目標方向和定位,坦白說,一般具「機制」(即有會章執委及會員制度)的設計組織,如香港設計師協會等,其宗旨目標不外如是,即推動本地設計發展,提升本地設計……
這是無容置疑的,因為這只是一種方向性的宗旨目標,若宗旨目標設定得太專門細分,只會有礙組織的發展及彈性,畢竟一般人要了解一個設計組織,少有查看其明文規定的宗旨目標,這也不是三言兩語便可說出來的東西,反之是觀察其辦出來的事情,針對的對象,及結果效應,因此若朋友問我有關「會」的目標方向和定位,而又沒有認識該會的“Profile”,除了「官樣」回覆,那你叫我如何回答?

設計組織的功能定位是一複雜的問題,以往設計組織多是以一種有機制(institutional)的形式出現,即有執行委員架構、會章及會員制度的組織,如有四十年歷史的香港設計師協會、英國特許設計師協會香港分會(Chartered Society of Designers Hong Kong)等,但到九十年代則出現不同「主題」的中小型的設計組織,它們大都沒有明顯的機制色彩,一些是由學院中人士衍生出的組織,如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飯團青年設計師協會等,而今時今日,年青一代多以設計或藝術「組合」的形式出現,如 Graphic airline、KACAMA Design Lab、Start from Zero 等。
組織(會)可以是商會、工會、專業團體、聯誼會或一種 NGO,其實每種組織都有一定性質的政治傾向,若組織成員多是公司僱主,方向取態必然右傾,及以商務推廣性質和信奉自由不干預的政策為主,若組織成員多是僱員,則方向取態會左傾,活動方向以謀求僱員權益,或替僱員權益「發聲」,亦比較傾向「介入」政策的性質,而專業團體(除了建築師外,香港仍未有真正「專業」的設計範疇出現)或研究機構就專注在特定的範疇內。
當然還有一些「半官方」的設計機構,如香港設計中心。
至於何謂 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它是一種位置於政府及商業以外的組織,它具有特定的社會意義及價值,但又未能(或不能)以市場機制及商業模式運作,因此大部分的NGO 都是受資助或以募捐而生存,因為「商業市場」很可能會引領組織偏離其原先設定的方向,影響其獨立及自主性,例如綠色和平 Greenpeace,它的經費全由認同其理念的個人捐獻而來,也不接受任何商業機構的贊助,因為他們的工作,正正就是監察任何商業機構的環保狀況,而很多藝術組織(偏向精緻藝術)需受資助,是因為他們不能只為了生存,而耗用了大部分資源精力,事奉於迎合市場口味的東西,而對其原先的目的意義或藝術取向作本末倒置的做法。

早在成立設計組織前,我參與過不同藝術組織,經歷過創立及成敗起落,即使如此,成立設計組織的難度,遠遠超過藝術組織,要藝術家走在一起,是因為大家都很明白那種需要,藝術家經常獨自創作,無論是與同儕間之聯誼交流,分擔聯展成本,或建立藝術機制的網絡,藝術家都明白走在一起的原因,可惜很多本地人都誤解了實情,以為藝術家性格獨特,喜離群獨處。
我所認識的本地藝術家,大都與人為善,比設計師更能凝聚一起,反之成立設計組織,則困難重重,首先要設計師走在一起的動機並不強,意思是上述的那一些需要並不明顯,「設計」對本地很多設計師而言,都只是一份上班的工作,就是如此。與國外相比,民間工藝及設計氣氛相對濃厚,很多的發明設計都是衍生於「工作」之外,民間設計的 collaboration 亦見容易。
因此遠離「商務」需要的設計組織,對本地設計經營者而言,並沒有賣點,而一般「打工」階層的設計師若只視設計為一「工作」,則非商務性質的設計組織更難有存在的需要,這與半官方的香港設計中心,或老牌香港設計師協會是不同的,他們的出現都是有特定之時空背景等因素配合。
早前翻查舊資料,黃世澤先生在 03 年發表的一篇舊文〈組織時代的終結〉(27/08/2003 明報世紀),說到網絡的興起,令到傳統組織的功能消失,無錯,早在我參與藝術組織的年代,Web 仍未到2.0 的世代,上文所說的四種功能仍然存在,即「資訊交流、網絡建立、資源共享及議價能力」,但時代轉變,當 facebook 盛行,年青人處身 generation me 的世代,組織的成立及發展受到不少挑戰。

「集合十萬個……」,是近來在 facebook 群組中常見的「行動」,縱使這種行動有數以千萬人「加入或讚好」,但在香港,似乎不會在現實中構成任何影響。
組織其中一項功能,就是結集有共同目標的人,對某些議題,形成有「議價能力」的群體,例如去年議員選舉的「替補方案」,香港大律師公會發出的聲明,便構成影響事態發展的力量。
對年青一代來説,facebook 是否在否定實體組織的存在價值,那就要問在 facebook 中的行動,在現實世界中所能構成的影響力有多少關連。無疑這類 social network,在連繫及通訊上是強項,但卻往往因為媒體或介面設計的關係,令到當中的內容流於短淺零碎,其次是「認授性」的問題,任何人士都可以在 facebook 中建立群組,若認為這類群組能代表實體組織,那麼它的權責及法律承擔由誰去確認?它始終是虛擬世界的產物,若不能與現實世界互動,又欠缺現實世界的認授性,它只是沒有現實代表性及「議價能力」的虛擬群組,除去「連繫及通訊」的強大功能,這類 social network ,在香港只淪為閒聊及純粹「分享」的園地。
我有多次辦活動的經驗,回想當初 facebook 開始盛行時,滿以為「活動」功能可協助籌辦活動,一個活動通訊發出了,若三十人click「參加」,結果只有七八人會真正出席,到了今天,可能只有兩三人!
因為那一click,實在太容易及不須付任何責任,那麼 facebook 群組可以取代實體組織嗎?

立法會選舉過後,黃洋達鬧出「不支持政黨化的人民力量」,此事令我百感交雜。
若根據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我屬第三代,我不想標籤什麼八十後九十後,論第三代尾第四代的年青人,大都「討厭組織」。加上當年與人創辨設計組織(具機制性的),另我更體會到創辦組織的困難,特別是現今這個年代。前數篇有關設計組織的文章,都説明具機制性設計或藝術組織的功能作用,這裏不再重複,若根據這種功能作用,想必是對年輕及新進一代有利,當年與人創辦設計組織,起初滿以為能招收大量新進設計師及學生,結果九成會員都是入行已久的老將,不知是組織辦得不好或是其它原因,他們卻不「領情」。
了解香港歷史,便能感受種種的因由變化,早年為逃避共黨而來的香港人,都受過歷史的洗禮,對所謂組織建制的情意結,固中非常複雜,愛恨交纏。逃難南來到港,人生路不熟,紿終需要走在一起,互相照應,因此又跑出很多同鄉及宗親會來,這一代人大都明白「走在一起」的重要性。但新一代人,卻很難走在一起,做一些長期及有計劃的事情,這點不難明白,很多社會學者都提出 Y 世代至 Generation Me 的種種特質,自我中心、敏感、難於與人協調溝通等等。事實上,現今種種生活上的科技或文化因素,都有著這種反機制的潛台詞,如從小沉迷於動漫或電子游戲的世界,便總要找得出一個「大佬」來打,所有廣告及流行文化,都要標榜自我的超然,所有電影都要說英雄是如何單槍匹馬的去對抗集團組織,另一方面,活在互聯網的世界,從而缺乏在現實世界與人相處的技巧等。
這一代人討厭組織,更主要的因素,是他們看到組織的內鬥不和,看到立場和利益的衝突,看到種種組織的黑暗面,正如小時候廣告告訴我們儲蓄可以致富,也告訴我們團結就是力量,但今天的世界,你兩樣都看不到。
現今的社運青年,討厭政黨組織,他們大多奉行一種「自主行動」的社運模式,但久而久之,卻又大多回歸或自立組織,因他們只看到組織的黑暗面,卻不明白它存在的必然價值。

我係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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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網絡上有人發起組織「香港藝術家工會」,坦白說,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嘗試,立刻有人回應,紋身美甲的可否入會?
選舉已過,早前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選前論壇中,有人提出藝術家應有一人一票的選舉權,在席的前及現任界別議員則提出「很難為個別的藝術家作出身份介定」。
後來我到訪一位從事設計創作的朋友,他們主要是創作環保或可持續的設計,當我向他們提及有人發起組織藝術家工會的時候,他們很愕然也便滿帶疑問的去想自己何以能自稱為藝術家。
以往設計和藝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多年前修讀設計的時候,無論你修讀設計或視覺藝術,它們都同屬一個院校,「設計」在藝術學院中多被歸入為「應用藝術」(Applied Art)中,當年的設計主流,甚或對設計本身的概念認知,多屬「風格化」(Styling)的取向(或理解為外觀設計),即以造型藝術應用到商業產品之上,當時常對設計品的看法,就只有美醜或型格與否,因此當年修讀設計,有一半都是藝術課程。而我認識的前輩設計師,很多都視藝術家(或業餘藝術家)為另一身份,工餘之後多從事藝術創作。
今天的「設計」則有更闊的演繹,要談創新,就會結合到科研技術上,概念也多跳出單純的「風格化」取向,於是藝術與設計的關係也變得模糊起來。有朋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以現在的標準,若一位設計師剔除他所有美感認知或與藝術相關的認識及能力,那麼他與一位工程師有什麼分別?」,這條問題的意思正是工程師也會運用設計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只是當中不涉及美學的能力。
不知為何,今年遇上特別多這類身份問題,有資深的藝術策展朋友介紹一位藝術畢業生給我認識,朋友也同時介紹了我的一些作品,看了我的作品後,那位畢業生坦言對藝術或設計的概念含糊,甚至不明白如何介定這是設計品還是藝術品。此外,有時我會籌辦或協助一些藝術展,會嘗試邀請一些年青的設計師朋友參與展出,但多數的回覆是:「我不懂藝術」,這種回覆會令你感到現今藝術及設計像是完全兩個世界的東西,是絕緣的。對今天這種切割,令人感到嘆息。
對於這些身份介定或概念定義的模糊消失,我認為是出於教育的問題,多年前曾舉辦一些工作坊,對像是中學的美術老師,我常喜歡用一條問題去挑戰他們,就是要他們説出設計品、工藝品和藝術品在概念上的分別。今天的藝術或設計教育,強調 “learning by doing”,學生是客人,不喜歡聽你在長篇大論的説教,教的很簡單,只要讓他們沉醉於自己的創作便成,doing 過後是否有 learning 則另論。
或許有人會嗤之以鼻,創作人只需創作便成,這些身份介定沒有什麼大不了,無錯,在個人層面那只是一個名稱,可惜在更大的文化政策層面,那便是所有權利及資源分配的開端,若以設計思維的角度看問題,必首先對問題作出真確的理解及「定義」,才能繼續下一步。
所以紋身或美甲師可否介定為「藝術家」?就留待大家思考吧!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為了簡約,你可以去到幾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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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上流傳一則報導,説日本一些人實踐簡約生活,家中物品盡量減少,衣物也選用最基本的款式,影片中的家居空空如也,只剩下一檯一椅……
前陣子也有關於人到中年的電影題材,提及年青人與中年人的分別,就是年青人會不斷增加身邊的物品,而中年人則希望盡量減少身邊的物品,只因累積的物品,已不斷侵佔有限的生活空間。
經常有這樣的想像,自己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張書桌、一張椅子、床和放衣物的箱子,這樣便足夠了,其它的東西,只會帶來煩惱。經常有人提出這説法,就是人一生實際需要的東西是很少的。我也在以往的文章中提及,物品和回憶的關係,很多時物品是回憶的載體,我們把物品留下來,主要是留住回憶。
但身邊的物品,有多少是值得留下來的?把身邊的物品分纇,會有什麼答案?我相信很多人擁有的會是圖書影碟、波鞋牛仔褲、女孩的會有大量衣飾或毛公仔,難到這就是充斥他們一生的回憶嗎?事實上,我們會為了這些東西而感到煩惱,香港的生活空間狹窄,我們不知如何處理日益增加的物品,如何安放和清潔這些東西,因此近來迷你倉其門如市。
現今的世界被設計成「我消費故我在」,消費被誤認為「活著」,要不斷的去消費購物,為的是稀釋上下班的沉悶規律,不斷去「更新」自己的衣飾,很多時都不是因為舊有的不能再穿,而是為了別人的目光和認同,以前有不少人瘋狂的在快餐店前排隊換領卡通公仔,拼死要集齊一套,這種難於理解的行為,其實莫過於只想在生命中尋找一點「堅持」。現今社會不少與物質相關的,看似唯物,實質唯心。
實踐簡約生活不侷限於減少物品的屯積,看看口袋裏有多少張信用咭,租用了多少個電視頻道,看看月尾的月結單有多少,它們佔據了你多少時間,耗用了你多少心神精力,到最後你得到的是什麼?失去的又是什麼?
哲學家康德有這樣的看法,他認為一般人所渴望的自由,或對自由的理解,就是能隨心所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要什麼就要什麼,但康德認為這剛好相反,那正正就是自由臣服於慾望之下,那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康德本人也是過著非常自律的生活。實踐簡約生活,不少帶有禁欲意識,但卻能重尋久違了的自由感。
一些設計師看穿了這種煙幕,反思設計的意義,走回物品的源頭,重新思考物品與生活的關係,於是他們不再去設計物品,反之設計人的生活方式。這不是要大家重回清教徒的生活,跑到深山隱居或當個現代魯賓遜,而是如何簡化生活而又能配合現代社會的需要。例如簡單健康的飲食習慣,採用一些耐用和易於保養打理的物品,利用公共交通和單車代步,過濾日常所接收的資訊,共享資源而不一定要自行擁有,每天在心靈上給自己一點靜下來的時間等。
人到中年,最令我渴望的兩種快樂,不是榮華富貴,或有什麼「物質」來顯示人生的合格證書,而是小孩子的空白和無憂,回想小孩的時候,口袋裏一毛錢也沒有,身旁只有一個膠皮球,站在窗前呆看遠方的高山白雲,也得一天的快樂無憂,而今天也漸明白「本來無一物,可處惹塵埃」的道理。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創客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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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工到設計師,繼之設計顧問,現在Maker「創客」出現了。
現今在職設計師的工作模式,多是概念構思,再在電腦上繪圖,而實物的 Prototype 多交外間的工作室或「打板」公司製作,而製作費也非便宜。而 Maker「創客」,最簡單的理解,類近現今的「手作人」,當然創客的概念範圍會更為廣闊,總之由概念構思到親自「落手落腳」,把東西做出來(包括成品或 Prototype)的人,都可稱之為創客。
在一般設計公司或大機構當設計,會明白設計方案的策劃及執行程序是如何繁複,但創客的創作形式則不同,當避開了公司的層層架構或繁複的人事決策程序,創作更顯靈活自由,因創客多是業餘性質,創作出來的東西,成功的會有人賞識,或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就算失敗,也不需負上什麼沉重的商業責任,創客就像打遊擊一樣,成本低,自由靈活,偶爾便會殺出一條血路。
現在歐美國家,都有很濃厚的創客氣氛,各大 Maker Faire  紛紛冒起,互聯網上也有不少活躍的 Maker 頻道,Maker 在歐美國家的湧現,首先與其文化及生活空間有密切關係,當創造成為一種普及興趣,也樂於從自行製作(DIY)中尋找滿足及自我完成,再加上生活空間廣闊,不少人都能有自己的工作空間,地庫車庫經常改裝成工作室,在這種環境下,Maker 的孕育自然變得容易。事實上,近年催化 Maker 冒起的兩個主因,分別是個人化製作技術的普及提升,最重要的莫不過於 3D 打印的出現,令很多部件及Prototype 都可以更便捷及低成平的製做出來,而設計軟件,製作資訊在互聯網上的普及也幫了一把。
要推銷一個單純的設計概念,和推銷一個已經測試的 Prototype 是不同的。以往不少紙上的設計方案遭遺棄,因它仍停留在一想像的階段,但若能以較低成本把 Prototype 做出來,把它放在真實的情境中作測試,那設計的説服力便強得多。
第二個主因是「衆籌」crowdfunding 網站的出現,一件産品能否在市場上成功,非單是設計本身的問題,背後還有很多市場因素,如價格、定位及競爭對手等,而大企業有能力在産品設計前作較全面的市場研究,但獨立的 Maker 就未必有這種能力,而衆籌網站就能夠把設計直接呈現於用家眼前,由用家用支助形式去令設計面世,若能集合足夠的家用支助,達到預設的金額目標,該設計便能獲得這筆金額去起動及實踐出來。衆籌網站對Maker來説是籌集資金的一條途徑,因為衆籌網站能直接面對潛在的用家,因此一些大企業,也會利用衆籌網站來作為新設計的市場測試。
現今全球各國都認定「創新力」為國力的第一要素,Maker 更被視為是新一波的設計生產模式,若香港人仍只視 Maker 為一班業餘嗜好者,那眼光視野就太短淺了!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From Jonathan Juursema (Wikimedia Commons)

設計左與右(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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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地鐵的入口旁看見一些義工,是希望路人支持「政府應補助貧窮家庭子女的課外活動津貼」,我看見滿帶熱誠的義工在努力宣傳,突然有一狂漢跑出來,大聲的痛罵這些義工,說政府不應養懶人,說自己那一代怎樣不靠別人,只憑一雙手打出生天……
那是在深水埗(香港兩個貧民區之一)地鐵站發生的,並不見得那個狂漢是甚麼富有人家,只是一身爛笪笪的裝束。坦言,我當時是憤怒的!
有一年,公司的網站要重新設計,我和同事找來三間「中檔次」的設計公司報價,不約而同,三間公司的報價非常接近,約在萬八至兩萬之間,我和當了多年設計的同事都「打了個突」,為甚麼價錢會是這樣低,其實我和同事在報價前已準備好所有資料,去解釋所需設計的規模,是絕不會發生誤會的,依我們估計,這個網站最快需一至二個月時間完成,憑我們多年的經驗,那是需要一名資深的網頁設計師運用大概三至四星期的時間完成,加上要外聘電腦程式員去編寫附加程式,在成本上還須加上公司的燈油火蠟,客戶主任、老闆的工資及利潤等等,而且設計無可能“Take one”就OK,來回三四次,這都是成本。
最後,公司來了個「新老闆」,利用自由市場的競爭去「壓價」,結果壓到萬七,還要「老屈」這些網頁公司各自交出首頁的免費設計以選用合意的公司,結果「新老闆」從這些免費設計中選了一間公司,誰不知「新老闆」三心兩意,對自己的選擇又有所懷疑,在與對方簽約後要求對方再出多一個首頁設計,即使簽了合約,這個「新老闆」最後還是棄用這間設計公司,這場遊戲足足玩了個多月,在棄用這間設計公司後,我們才知道公司即使簽了約,但按金則遲遲沒有收到。
事件當中還有一段插曲,就是當我們去準備完好的資料,作為 design brief 給設計公司的時候,我們須要「新老闆」的協助,提供資料做 design brief,但卻給這位「新老闆」責怪了一頓,理由是「我們付錢給人家工作,幹媽要插手,這些資料他們自己懂得找……」
對此事,我和同事都百感交雜,當然站在自由市場的立場上,你有「自由」和「選擇」,如果你是那些設計公司老闆,大可一句「不接這生意」,但如果這種惡性競爭之火燒到你那邊廂,你公司有十多人要養,自己有一層幾百呎的樓要供,仔細老婆嫩,還捨不得那部剛供款的新款房跑車,你一定會接這生意,反正你的手下全是「包薪」的,做八個鐘、十個鐘、和十二個鐘一日都無分別,你一樣每月給他們一個定額的工資!萬七元個半月做上述的這個網站,對執行工作的設計師來說,一定會是一種剝削。
那位設計師,要「嘔」幾個免費設計,無 Briefing 加「盲公射箭」,人工僅夠糊口,在一個月內更每日給老板客人「操」足十幾個鐘,無價值,為了客戶難以捉摸的個人喜好,真的連自己在做什麼都不知。
以前,若我身邊有這樣的設計師,我會對他冷笑,說:「不服氣?你有選擇,你可選不幹,幹嗎那樣抱怨,怨天尤人!」無錯,那時我認為最好的反擊,就是不幹!我天真得有這樣的一種邏輯,認為那些公司,營運有問題,接一些下三流的客,一定找不到好的設計師加入,慢慢這些公司會給「自然」的淘汰!好壞優劣的設計師會跟自然法則,各自流入合適的崗位中,好壞優劣的設計公司,亦會跟自然法則,汰弱留強,正所謂「良幣驅逐劣幣」。
多年後,我發覺這種想法是錯的,當初的說話,甚至有點「風涼」,因為我當初認為的「選擇」,其實只建基於個人的自由背景之上,但對於很多人,其實是沒有選擇的,人工的三分一給了家人,一半給了地產商,僅餘的留自己食飯搭車,停一個月都危危乎,加上找另外的工作動肆一年半載,那你說還有甚麼選擇!
或許你會說,這畢竟也是一種「選擇」,當初為何選做這一行?為何選那間學校修讀?為何應聘那間公司?或許你認為這些「選擇」都是基於你對「自然」之下的明智回應和決定;我認為當初為何選做這一行,是我認為這行有前途,能滿足我的興趣等,是根據當時的觀察而作出的明智決定?若我說這一切都是由某些人在一知半解下替你營造的假象,而在你懵然不知的情況下認為這就是事實,那又怎樣算?我認為選那間學校是因為它能配合現今人力市場的考慮,誰不知有人在你旁開辦成千上萬的什麼學位課程,那又怎樣算?應聘那間公司,是因為那公司能一展我之所長,誰不知一個高層改組便令你的一切計劃泡湯……
其實所謂「自由」或「選擇」,都必需在公義之下才有意義價值,而我們所謂的「自然法則」,亦只是騙人的花招幻象,我們的一切活動,根本就沒有所謂「自然」可言,當中充滿無數的人為介入和干預,只有拋棄公義、拋棄人性、沒有憐憫、沒有同情,見死而不淚下,才能回到最原始的森林,去回歸真正的「自然法則」,世上沒有「平等」,強者的生存依靠壓倒性的力量,而弱者面對強者下的生存法則,就只有寄宿在大量繁殖及死亡的循環中,即高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旗幟!
多年前,本地有個文化產業的論壇,香港之子,鬼才黃霑在台上發言,當被問及政府應如何協助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時,他直接了當的引用「恐龍絕種」作為比喻,他認為政府應該盡量不「插手干涉」,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應像「自然法則」一樣,它能生存下去,就生存下去,不能生存下去,就應像「恐龍絕種」一樣,我們也無能為力,這正正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
他的言論一出,引來台下熱烈鼓掌,我想大概是因為大家認為當時無能的香港政府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糕,所以最好盡量不干涉!
多年後,黃霑先生去世,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卻宣報香港流行音樂「已死」,一代樂壇鬼才,曾創作過無數光輝作品,最後卻宣報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這是否有點荒謬?我想在十年後,二十年後,他的作品在這土壤上還會留下些甚麼?
再回到上述的萬七元網頁設計,事後同事已多番提到,他所相識的設計朋友或公司,已經放棄網頁設計這一行生意,早前與專做網頁設計的公司老板聊天,他更大談網頁設計大勢已去,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多年來我們不是大談什麼矽谷效應?談什麼資訊互動設計?一大堆像天上繁星的設計新詞,洶湧至大大小小的研討會、名人專訪、雜誌傳媒,而現今的境況,是實情?還是我們只是井底之蛙,看不見井外的一片天空,看不見凡人之上的設計貴族,或寄居在天堂之上的設計公司。
坦言,為黃霑先生之「恐龍絕種」而鼓掌的人,正正就是一種擁抱「大市場,小政府」的保守右傾思想人士,是亞當斯密「無形之手」的默認信徒,以「市場自動調節」為教義,堅信政府的「不干預」為發展之原則。
我常對朋友說,其實香港是一個政治的實驗體,陰謀論而言,殖民地政府暗地裏營造了一個培養「森林效應」的經濟環境,刻意製造地少人多的假象,繼而利用相應的土地政策推高樓價,強調(偽)低稅制,及製造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目的是以高樓價作為所有發展及工作生存之中樞動力,及培養這個「自由主義下之經濟森林」,在這裏便可預視在最少干預下之市場活動,觀察趨向極化的資本主義狀態,因此多年來香港都沒有出現像樣及有力的工會組織,沒有最高工時最低工資的人道規範,被教育得不會為社會公義而激進得上街「暴動」的年青人(直至今天),以往一直強調的「積極不干預」,目的就是讓這個森林履行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而那個在街上痛罵那些義工的狂漢,就是這種生態的反映。

Photo: 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倡議者,視香港為最能履行其理念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