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質設計師(二)

上篇提到有關劣質設計師的「根源」,主要是一班不太清楚自已「要乜」,“HEA” 著地所謂「學設計」,得一紙(證書)後進入設計行業混兩餐的青年。

很多這類入行者,其實不太清楚設計行業是什麼一回事,或不了解作為一位設計師應具備的特質,社會(包括業界或學界)也把設計行業的資訊、實質的業內情況表面及扭曲化。設計行業不是一般行業,它除了要處理很多主觀的抽象價值(如美學上的),還有很多從工作(作品)中表現出來,有關設計師的狀態能力,情況就如運動員一様(可參看本網誌《設計師如運動員》一文),它不是一種單單「任務完成」或「交差了事」便算的工作,很多其它的工作,只要你循規蹈矩,完成任務,你出力,他出糧便可以。但設計行業需要你真心愛設計,對設計有持續的熱誠,對知識有尊重,對世界有好奇,否則你不能成為一位活生生的設計師,只會變成設計喪屍。

換句話説,設計是一種「志業」,從業者需對自身及行業有所要求,甚至擴大至對世界的一種理想或改造,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可惜不少劣質設計師,他們沒有上述特質,只視設計為一工作(Job),是單純的上落班,出糧和放假,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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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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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Winnie Ng

上圖是深水埗一工程舖的小傑作,用蒸餾水樽製作給小孩的車子,十分可愛,路人也從沒想到這些給辦工室用的大蒸餾水樽可以有此用途,民間智慧是也。

經歷設計生涯多年,早在七八十年代,設計的焦點多集中在中産情懷的工業産品上,講求品牌、品質和品味,突顯階級身份的象徵,隨著這些年代的過去,社會政經及文化上的轉變,階級及其經濟能力的轉移,生活價值的取向亦有所變化,近世代(一小部分人,亦可參看《四代香港人》一書)的選擇是環保、Lifestyle、手作及DIY,以及近年激化冒起的本土主義,文化及學術界別對這些議題是位處最前線的,早於九七回歸前後便不斷研究探討「身份」identity 這問題,直至現在也是如此,因此種種地道上可發掘的題目,包括美食、老字號店舖、傳統工藝等等,都試從中反映本土的身份面貌。

民間智慧多顯現出不透過工商產品所提供的「解決方法」,而是就地取材的去解決問題,不用學究語調,直接一點,它多顯現於經濟能力較低的社區,很多人為了慳錢,索性用最便宜便捷的方法去把問題處理掉,就是如此。若真要把它與本土扣上關係,是否就是説這種智慧只有這裡才有?若民間智慧是隨貧窮而起,那就要弄清楚貧窮是一種狀態,不是一種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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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遠大理想的設計

Sugru

某天在電視頻道看了一紀錄片,是講述新加坡的一些大建設,當中包括利用納米技術的海水化淡廠,利用沿岸的升降堤壩及雨水作海水化淡,兩項都是非常創新的設計工程,而回想早前台灣的「環生方舟」( EcoARK ) 建築項目,利用飲料的膠瓶物料,再造為透明的建築外牆組件,構成獨具特色的建築物,這些例子都令人非常佩服,不禁要揚聲説到:「這就是設計!」

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片中出現的建築師及項目經理,他們都非常年青,有目標、自信及幹勁,沒有一點稚氣。修讀設計的時候,從書本中認識一些設計前人,他們不少抱有遠大理想,希望用設計改變世界,縱使很多構思都是「空想」,但從這些構思中,都能看出他們雄心萬丈,盡顯設計師的風範氣燄。

今天這類設計師已買少見少了,特別在香港,幾近絕跡,偶爾也有些設計畢業生,有著「救世」主題的習作,但只在畢業前的「迴光反照」,畢業後便變得現實起來。雖然設計常強調可行性和各種資源因素的配合,但具有「有遠大理想的設計」,絕非和這些條件完全間斷。

一位來自英國愛爾蘭的女設計師 Jane Ni Dhulchaointigh,從 2003 年開始想像世界上如果出現一種新奇的材質,可以黏合到各種材質上,便能提供一種革命性的改變,於是她開始投入研究如何創造這種新奇接著劑,經過六年超過八千個研究小時,終於在 2009 年 12 月完成這種神奇接著劑,隨後成為產品 Sugru 向世界各地發售,可塑型塑膠 Sugru 在沒有接觸空氣前就像粘土一般,在開封後 30 分鐘內保持柔軟、高度可塑性及黏著性,只要靜置 24 小時後會逐漸硬化成型,Sugru 不同塑鋼土,它成形後仍保持彈性、耐高低溫、防水,可以黏在各樣物體上不留殘膠,可以替物件塑做小附件,或修補破損部位,它在 2010 年時被時代雜誌評為當年 50 大最佳創新發明。

這位女設計師用了六年超過八千小時針對單一設計,過程中完全不知它能否成功,也不知市場是否真正接受,靠著單純的理想一路走下去,對本地的設計師來説是天方夜譚,回看今天本地的年輕設計師或創作人,他們的設計或創作中,所能呈現出來的,大都是一些「意趣」或小聰明,像是大家都忌談一些遠大的理想,免得人家説不切實際,其實所謂實際,並非指設計的現實條件,因為設計的本意就是突破現實條件的局限,才能成就創新 (innovation) 的出現,本地設計師的「實際」,多指行業生態、生存條件、回報收益等,近年所接觸的一些新進設計師,似乎都想著什麼樣的東西才能最快吸引大眾的眼球,吸引傳媒的報導,急著成名。設計界的現實似乎告訴大家成名與生存相掛鉤,以往只有商家對設計師要求港式的「平、快、靚、正」設計,似乎現今的設計師或創作人,對自己作品的要求也是如此,香港的現實環境往往令人放棄崇高的理想,因為它需要時間耐性,無比的專注和毅力,所以對那些抱有遠大理想,長年累月默默耕耘的設計師,我們應給與多點支持及欣賞。

上圖:女設計師 Jane Ni Dhulchaointigh

參考網站:http://sugru.com/gallery

劣質設計師(一)

想寫這編文章很久了,坊間漸對那些「各打五十大板」的評論文章有意見,即是説,看似偏激的文章,又如何?總好過永遠犬儒,真正的積極正能量,是你敢於面對、正視及想辦法解決問題,這是我的人生態度。

劣質設計師充斥整個香港,但如何介定一位設計師劣質?這點就很少人討論,包括現有各大設計院校,它們連一套較有系統的設計倫理也沒有,那怎會有 “QC” 這一概念?亞朱亞九俾得起錢,學院又無門檻關卡,“HEA” 得過兩年,一紙在手便説自己是設計師。

很多年青人去讀設計,背後的動機很含糊,香港教育最失敗的地方,是沒有讓年輕人在成長階段中去探索生命和認識自己,以一套既定的標準或意識形態為各人洗腦,當他們失落於這套標準或意識形態時,便會感到迷失,每次聽到學生説困擾,除考試壓力外,便是選科,或選擇研究題目(大專生),「自行選擇」是他們的大難題。

説來荒謬,去讀設計的學生,很多都是不知自己可做什麼、可讀什麼的一群,對設計沒有理想期望,他們心想容易渡過兩三年的所謂學設計,出來社會找一分不算是藍領,名字不難聽的工作便算。對我來説,除了大學外,大部分設計院校都是無收生門檻的,荒謬的是你會得知不少學生選修設計的原因,有的是因為不用考試,有的是因為自以為好型好自我等。

上述的大概是劣質設計師的「根源」,若你是學生,也不希望你是上述的那一種,請不要誤會,我同意不必用一種功利主義的心態看選科,同意無論你選修什麼科目,也不一定需要與將來的職業掛鉤,同意尋求知識的機會應是平等及公開的,同意無論你在修讀什麼,都可單純看作是一種知識探求或享受學習生活的過程,而最不同意的,是你根本不知自己在做什麼!

制度問題制度解決

上個星期的熱門話題依然是奴役案、接二連三的虐待事件、明報更換總編的後續文言文重設範文的爭議(或另開一篇寫這個問題,這裡先按下不談),另外再加上許志永被判刑一事,都算是各界討論的焦點。但是,這些關注祇是表面的關注,多因爲一時的憤概而起,而對這些活體的討論都沒有切入問題核心,所以也就沒有人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對策。

先說「人口販賣和奴役案」,這個用語看似除了我一個之外,祇有國際特赦在用。其他的評論依然停留在「停止虐待」、「改革中介」、「譴責無良雇主」,根本騷不着癢處。說人口販賣和奴役是爲了強調這是一個制度性問題,故此需要制度性的方案去解決,我們要求的是立法者提出新的法案,徹底阻止人口販賣和奴役在這個社會中出現,如有,就會有法律懲罰之。

如果將問題歸類到虐待、傷人、雇傭關係、無良中介,事件的嚴重性就會大大減少,因爲這些都是個人和個別的事件,也缺乏激勵立法者提出法案的原動力。到現在,整個議會沒有一人提出任何法案或議案要求政府立法,這幫人其實就應該要受譴責。換個角度去想,如果當年黑人平權運動不提出權利,要在制度上徹底根除不平等,而祇是要求「善待黑人」、「改革種族分離制度」,權利運動根本就不會出現,因爲受攻擊的不是制度的根本。權利並不是一件實實在在的物品,它是一種政治語言,在向公衆説明某個思想或某種制度是非常的重要。權利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另一個問題,但在防止人口販賣和奴役這個前提假設成立的情況下,放棄基本人權和制度性滿足人權的要求不談,卻去談「改革中介」,就是捨本逐末,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至於明報更換編輯,這是私有產權控制媒體的制度下所避免不了的事。報刊爲商業集團所擁有,它所最關心的必然是集團的利益。明報可能因爲跟大陸的壓力或商業關係而更換總編,這其實跟壹傳媒集團和梅鐸集團毫無專業操守一樣:它們都是爲了利益和宣揚擁有者意識形態而去興辦傳媒。這又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單是去「支持明報」、「支持新聞自由」、「開天窗」並不會取得任何效果,因爲你的遊行示威不能打破制度性的局限。要改變這狀況,就要想如何推動良性競爭。在目前的情況下,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使香港電台獨立於政府之外,成立公營的廣播公司,營運費用由納稅人資助。這樣就可以使公營和私營傳媒互相在公信力和新聞水平上競爭,不會因爲少了一個編輯就沒有了新聞自由。立法會議員在這個關鍵時刻又去了什麽地方?

許志永的問題就是更大的制度性問題。許志永並不是一個明察洞見和走在時代先端的革命家,他一直所提倡的是不激進,甚至不刺激政權的改革路綫,強調在體制内合法提出要求,以推動法律上的一些權利。事實上,國内外的民運界對他也有頗多微言,其中以「錢雲會之死爲普通交通事件」(錢爲寨橋村村長,因反抗徵地而成名)爲結論的《錢雲會之死真相調查報告》,而飽受批評,人多戲稱此報告爲「普交報告」(普通交通事故)。在他參選人大代表時,他發表了「中國的選舉權是真實的」這番言論,最近又因爲被逮捕入獄而評擊另一批民運人士,說是他們的活動導致當局的打壓。

這裡無意捲入關於許志永的爭議,祇是要説明他所提倡的路綫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政權不會因爲你提倡合法在體制内改革和對話,公義和愛而容許你公開的組織運動(爲什麽總愛說愛?跟愛又有什麽關係?)。政權所考慮的因素很簡單,你所提倡的想法和行動會否動搖政權的絕對權力和在公衆心目中的合法性?如會,你就必然要鋃鐺入獄,沒有其他選擇。所以,花時間去爭論溫和與激進祇會分裂自己的力量,各自形成不同派系,互相攻訐,對改變現狀根本毫無幫助。

要改變就得指出制度性問題,祇要明白中國的政治模型就可以知道政權不會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上作出任何讓步,而公衆所期待的也不僅僅是「讓步」,而是確立一套保障上述各項的政治制度。兩者的目標是互相衝突的,根本就沒有相容合作的地方,再說「期待改革」、「相信中央」、「妥協談判」祇是安慰自己的説法,相信這些説話就會麻痹自己,因而看不清現實真相,不能採取正確的行動。

很明顯,重點依然是指出制度性問題,提出改變制度的方案。既然中共政權不會自行改變,那剩下來的就祇有一個方法,別無他選。祇要細心觀察現實,就不難發現政權根本沒有力量去剋服它將要面對的經濟危機,它自己也感覺到,所以才會大肆搜捕異見份子,並一邊加速經濟自由化,試圖將危機緩和過去。如果「民主鬥士」錯過這個大好機會,依然是想談判和推行體制内改革,我敢斷言他們數十年内都會一事無成。

上述的分析也適用於香港的「民主抗爭」,祇不過我們暫時還沒有看到抗和爭。不改變整個制度,例如不受正常制度約束的行政會議、稅制、財政政策和缺乏多數黨的議會,單說特首選舉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