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功夫,虛有其表

近日城中熱話「MMA 徐曉冬十秒 KO 太極拳」,MMA(Mixed Martial Arts)又稱混合武術、總合格鬥技、無限制格鬥。先不管背後是否有什麼陰謀炒作,單看網上片段,徐曉冬的確以極短時間把那位「入形入格」的太極拳手擊倒,隨後徐曉冬更高調向各方比武約戰,民間紛紛討論中國功夫是否「唔打得」,徐曉冬更出言「李小龍也是業餘的」。
其實 MMA 有點像街頭打鬥,至少比賽的限制會降到最低,那大家有沒有看過真正的街頭打鬥?甚至真正參與過,有沒有看過「功夫」運用到其中?我從沒有看過在街頭打鬥中有人使出「虎鶴雙形」,當然沒有看過太極拳如何化解迎面而來的飛腿,我看到真正的打鬥,都是非常凶狠,雙方搏鬥活像野獸,憤怒掩蓋理性,沒有一秒的思考,只要一有虛位,拳腳便到,目的只是令對方得到傷害,受到教訓,而自己得以洩忿。
沒看過真正的街頭打鬥,也會看過電影中的武打吧?經常想像真正的古人怎樣運用「武功」於打鬥中,若 MMA 高手對決少林氣硬功大師,大師使出「金鐘罩」,那 MMA 高手會否一籌莫展?即使近年流行的「詠春」電影,我也很難想像詠春如何對付活像野獸一樣的攻擊,更遑論真能以一敵十?年少時參加過柔道班,導師說柔道是古代日本士兵的搏擊術,因為士兵需穿著厚厚的盔甲,所以便衍生出這種搏擊術,這點卻言之有理,但今時今日,街頭打鬥是不會預先穿起盔甲的。(但柔道的技術優點也會被吸納到 MMA 中)
李小龍就是看得到這個問題,於是提出改革中華武術的觀點立場,最終創立了截拳道。有研究過李小龍的人都知道,李小龍年少時經常在街頭「實戰」,然後把經驗繪圖紀錄,再檢討思考,西方人稱他這種行徑為 Scientific Street Fighting 的研究,大家都知他早年學習詠春,研究現今中國武術的弊病,思考各種搏擊術的優決點,包括西洋拳,泰拳等,所以他的武打是混合了不少門派,實質上他是 MMA 的始祖。其實李小龍的武術研究,過程與現今經常提出的「設計思維」非常近似,先以自身的真實體驗去找出問題所在,經調查研究後,再去思考及確立問題所在,他界定以最快及直接的方法去擊到對方為目的,所以成為截拳道的基礎理念,也就是除去一切無助達到目的的枷鎖限制和那些只有姿勢形態的套路,所以在截拳道中的哲學名言是「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在李小龍的搏擊中都會看到西洋拳的節奏和彈跳步伐,泰拳狠勁的身體運用,而在搏擊中發出的奇特聲音,也有「擾敵」之作用,換言之,這就是設計中的發展階段,亦即進化和修正,李小龍是名副其實的「武術設計師」。
不問意義,徒具形式,這是不少人的生存形態,也顯現在文化層面上。藝術家艾未未就指出現今我們欠缺的是一種現代精神,這種現代精神並非指物質或科技上的進步,而是指對事物的求真精神,今天的中國功夫有否它的現代精神,還是已歸類為一種沒有真正搏擊能力的運動或具藝術成分的表演?
或許此文刊出時,事件已經冷卻下來,但對於中國功夫是否「唔打得」,套用在工作或人生上,此問題更令人自省。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試鏡中的李小龍 1965

我的設計靚嗎?

當你委托設計師為你設計辦工室,完成後慶功,同事都為新的辦工室歡呼喝彩,你再邀請客戶或親友參觀,訴說你用了高昂的價錢去弄出來,問到新的設計怎樣,但他們卻當著你面前,毫不留情或隨心所欲地百彈猛踩,令你顏面無全,你回想之前與那位設計師合作,你如何給與意見,你如何具權威地審批設計,你滿懷品味自信的去完成設計師為你而作的設計,但結果如此,你從此不提新設計的辦工室,心裏卻怪罪那位設計師。
另一邊廂,那位設計師又怎樣想?在設計進行時,意見(comment)蹤橫交錯,你(客戶)的意見更是明燈一盞,在開會的時候,只要你的高見一出(或先出),身邊的同事下屬便會眾聲認同,你的主意一變,就代表你對設計的執著要求,永遠千垂百鍊,精益求精,即使設計方案的時間預算有限,設計師也不會逆你意,因為你是客戶,你是米飯班主,設計師賣的是時間服務,你買是個人的完美主義,設計師對你的意見永遠都是表面認同,事實上只想盡快完成方案,逆你意,便會糾纏不清,節外生枝,方案完成時間更得一再延誤。往往在人前那是設計師為你而設的作品,在人後,設計師都不提那是出於自己的手筆。

以上雖是虛構的情節,但卻是不少客戶及設計師的寫照,港人的設計觀,往往只聚焦在美不美,有否創意之間,少有思考流程、評審等重要環節,其實當你去問「我的設計靚嗎?」,那實質是一個咨詢的環節,客戶或設計師可以很輕易的說出這句話,但對於專業的設計程序來說,就來得非常簡陋。 我以往向同事解釋,在設計上,給意見或收集意見是有技巧的,是有目標、時序及階段性的,不是隨隨便便的找些人來說說看,就代表你很開放民主及集思廣益,否則那只會打亂設計師的思路發展。設計開始時適宜廣納意見,但也需在設定的範圍之內,那多會是你設計方案的目標受眾或用家,利用焦點小組(focus group)的方法會有幫助,當然小組內的訪問者人選,也需有理據技巧的甄選出來,第一階段大量收集回來的資料意見,經分析、分類和歸納,設計方向的雛型便會漸露頭角,設計師可循著這方向去思考,或可結集資深的設計師共同參與,把設計方向的雛型再精鍊一層,當設計越向前推進,你所收集意見的人會越少,也會是越高層或資深的設計同事,若設計發展到原型(prototype)階段,便需回到目標受眾或用家的意見回饋,再把意見總結,將設計原型修改為成品,而不是隨隨便便,找些見識品味各異的公司同事(秘書、會計或見習文員),一些不知事件上文下理,或完全不是設計的目標受眾或用家的人,用既不科學的方法,來徵詢他們的意見,或來個小數人的「設計公投」,那是最不智及愚昧的方法。 在專業的設計工作上,「給意見」並非簡單的事,在設計師的同事、上司、客戶及用家受眾間,都有不同的溝通技巧,都有當中的權力及利害關係,一些人給意見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腦海裏用詞貧乏,未經思考便可隨口搭上靚、醜、怪、型、舊等抽象的直接觀感,而有權力的人則往往只喜歡給意見,卻缺乏「聽意見」的能力,而聰明的便懂得把權力擱置,有耐性地聽取對方最真誠坦率的意見。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唔信我,唔好揾我?

你的僱主或客戶信任你嗎?若不信任你,他們不會委以重任給你。
這似乎是正常邏輯,通常信任會建基於一些東西。你去看醫生,你不懂醫學知識,你會聽取醫生的診斷和意見,不會質疑,為什麼?這並非你信任醫生本人,而是你信任他背後的專業資格,他的證書和背後的整個醫學界或政府的醫療架構。
但你有否想像過,如果你認為醫學知識並非什麼艱難東西,認為自己也懂一二,醫生的說話沒有什麼大不了,那你自然對醫生的信任減少,你或許會說:「你開的藥方不夠好,力度不夠」或「你的檢查不夠細緻,可否再做一次」……
很多時「信任」的兄弟就是「無知」,因為你不懂,所以你需要相信懂的人。
我可以大膽的說,香港設計業的黃金期已過,因為信任已失。設計在香港浮現於六十年代(之前只有美工,即美術工作者),設計師這一概念在七十年代才進入社會,在八十年代開始興盛,千禧後則「普及」起來。在「普及」之前,設計師會給人一種怎樣的觀感?早期脫離美工概念的設計師,不少帶點神秘色彩,因當時是一種新的行業,過往能理解什麼是美工的,卻對設計師的內容性質不太清楚。是一身黑衣,獨具品味及天賦美感能力的人?或能將藝術結合到商業的專才?一些著重包裝的設計師,更會投放出一種神話般的色彩。總言之,當時設計是陌生的,加上社會由「無設計」進入「有設計」,這種空降的現象,所顯現出來的對比,實在令人措手不及。
當年的僱主或客戶,大多自覺無知,對於設計是好是壞,自覺不能判斷(指風格化的,無明顯功能上的設計),也有很多只帶著半信半疑,接受設計師交出來的東西。再加上早年的設計業有「技術屏障」,特別在設計還未電腦化的年代,設計師需要學習不少視覺表現的方法,學懂人手的繪圖製作、如何使用麥克筆(Marker)、手繪透視圖等,當時這些技術(skill)並非人人階懂,也需經一段時日的訓練才成,另外當年的設計師都會給人見多識廣的感覺,縱使事實並非如此,在一個資訊未全面爆炸的年代,至少客戶會認為你在潮流、美感或品味上都比他們認識得多。上述的都構成香港設計在其開荒期裏容易受落的因素。
得到客戶的信任,設計自然得心應手。但當客戶自豪的把設計展示於友人或同行面前,卻得到出人意表的評價:「這樣的設計都是一般貨色,用不著給那麼高昂的設計費用」,又或是「設計後生意不見提升,是否設計不太吸引」等,假以時日,他們對設計師的信任便會消失,即「信自己多過信你」,即使你努力去「說服」他們,判斷設計好壞的關卡最終仍在客戶腦海中,所以現在設計師的工作,只是不斷提出方案,直至與僱主或客戶腦海中的預設吻合,設計方可通過,但這不是建基於信任上的關係,實質上你只是替客戶做稿的手。
為何僱主或客戶有這般的自信來判斷設計的好壞?這是之前提及設計的「普及」相關,當互聯網進入更快更廣的年代,設計師身後滿載設計資訊的大書櫃已不是獨有的了,任何人每天都能接收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設計資訊,加上視像的攝取方法數碼化(不用人手繪製),設計資源及應用工具在網上應有盡有,甚至免費提供,種種因素都成就了「人人都是設計師」的現象,至少他們認為是這樣。更重要的是,當設計沒有一種堅實的知識系統、沒有真正的專業制度、沒有發牌和監察機制,那就沒有像前述「信任醫生」的情況出現。
早年每到深圳工作,看到那裏不少走得更前的建築,或其它更有能量活力的設計,心中不禁聯想到香港那種已失去的勇氣動力,反之也會感到他們只是踏著我們過往的道路。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七十年代的「康樂大厦」(現稱怡和大厦)是當年中環中軸線的代表性建築物,是象徵香港正進入先進地區的設計。

香港已有世界級園區

政府早前提出的河套區科技園計劃,「園區」又再出現。
最早觸及「園區」這一概念,相信是早於八十年代名氣日盛的美國矽谷,IT 技術日飛猛進,一個經規劃的地方,匯聚相關的人才,產生協同效應。其實「園區」可有兩種生成方式,一是有規劃,從零開始建立而起的,另一種是無計劃,但隨年月有機地發展出來。一間廠廈,若果有一兩個單位租給藝術家,一段時日後,就有更多藝術家進駐,也會伸延至相關的服務或製作公司,變成「成行成市」,日後便正名為「藝術村」。
香港仍與很多先進城市不同,不少行業仍未受集團式的壟斷沖擊,這些行業的門市小店仍然存在,他們透過上述的有機發展,在城中已建立不同行業「成行成市」的街道和區域,例如有香港秋葉原之稱的鴨寮街(電子零件及產品);大南街和基隆街一帶的布行,近年更成為手作皮具材料店的集中地;售賣布料,俗稱「棚仔」的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那裏曾孕育了不少本地時裝設計師;汝州街的手飾配件店,是不少手作少女選購配件的熱點;由太子上海街和新填地街伸延至旺角一帶的室內裝飾材料、金屬材料、木材、山貨(竹枝及籐器)及工具店都應有盡有。只要大家留意一點,在香港這個獨有的密集城市,上述的街道區域,都齊集在深水埗、太子、旺角和油麻地一帶,相互之間的交通距離不出 30 分鐘,從概念上把它們連結起來,便是一個園區。但那又是一個什麼園區?

如果你在外地生活過,你便會明白他們某些購物方式與香港是截然不同的,特別是工具材料方面,以往香港既是中國大陸對外的橋頭堡,也曾是以輕工業為主的地方,產品的首辦製作、後期加工等,都需要一個極之便捷及有充足支援的環境,對於一些材料及小配件的選購,或加工製作,香港都是一個極之方便及有充足支援的地方,相對於外地,你要不是跑到給集團式壟斷的連鎖店選購,便是要用看不見實物的網購方法,而且貨品種類有限,選購既不便也困難。曾任職過的一間公司,它其中一位客戶是某大賀卡品牌,公司曾指派我的一項任務,就是去招待他們從外地來港的賀卡設計師,遊逛深水埗一帶,選購他們心水的配件材料。
但「園區」的重點不在於此,單靠售賣材料工具並不足夠,還要有互動。我曾在之前的文章談及「創客」Maker 的興起,他們都是繼設計師之後的新興創作力量,創客 Maker 不是指單純構想創作,還要自行製造,從作品原型 Prototype 開始,以上述一個街道區域的連結,對創客來說,就像樂園一樣。
若以長沙灣或荔枝角的工廠大厦區,推動類似藝術村的「創客中心」,或中低端的產品研發中心,那便大有作為,相信不少周邊的設計學院、手作市集、工作坊等活動亦會繼之興起,便會成為有機發展的力量。
規劃式的發展並非不成,但要認清真正的問題所在,眼見這些有機式「成行成市」的街道和區域漸漸消失褪色,永遠的地產主義,廠厦用途規管的官僚障礙,若我們仍是「唔識貨」或「不懂拆牆鬆綁」,那便是「捉到鹿唔識脫角」。

上圖:紅線為文中提及的街道,下圖:俗稱「棚仔」的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西九故宮,不是抽水,我想替靳生說的話

%e8%a5%bf%e4%b9%9d%e6%95%85%e5%ae%ae-2

前陣子,故宮一事鬧得滿城風雨,設計界前輩靳埭強先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曾發言認為「直接委托」建築師嚴迅奇其先生擔任香港故宮的設計,是明智的做法,此話一出,惹來不少批評非議。
首先要表明筆者的立場,對於空降在西九的故宮博物館,我並不贊同,特別是林鄭對整件事的處理手法,程序上之不義,令人嘔心咋舌,但見整個設計界對此事無動於衷,也沒有對靳先生的說話作出回應討論(無論業界或學界也是如此),因此我想藉本文去談談靳埭強先生的「直接委托」說法。(只集中在他言論上有關直接委托設計的做法)
我曾在 2004 年香港設計師協會的會刊中發表「思考比稿」一文(1),希望藉文章去加強當年反對「無酬競稿」(free pitch)的討論基礎,事件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況有否改善?沒有統計研究,所以不知。其實這篇文章的一些觀點,正好支持「直接委托」的做法,至少我認為在香港這種背景下是對的,文章中的這些觀點包括:職業設計是一個「整體性」的過程,當中包括與客戶間經常性的互動溝通,所以不能以「一站式」(一個比賽或作品徵集)的方法去決定誰是最合適的人選(或公司),又因設計當中涉及藝術及風格成份,香港又在「對設計評審的薄弱理解」中,特別是在藝術及風格成份對判斷有大影響的設計,若單純以整個設計工序中的 “end product”(設計品)去判斷設計是好是壞,是危險及不可靠的,其次要避免民粹式的設計公投,歷史及在設計實戰情境中已告訴大家這是危險的。

%e8%a5%bf%e4%b9%9d%e6%95%85%e5%ae%ae-1

當然文章中還提出不少論點去探討採納正確設計的是與非,但大多對應於商業設計的實務中,但西九故宮可以納入「公共設計」的範疇中,而且是爭議多年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一部分,而國際的慣常做法也不是以比賽或作品徵集形式進行嗎?
無錯,我認同這一點,但只在於公民意識強,文化藝術水平高,對設計有理解,懂得如何討論及辯證設計的地區城市,即使如此,質素高如日本,也會選出疑似抄襲的標誌,煞停從 46 組設計團隊中選出的 Zaha Hadid 主場館設計(2020 東京奥運),那香港又怎樣?是有這種質素的地方嗎?這點我並不知道,但卻可以看看這個地方過往種種公共設計的「往績」,當年中央圖書館的現代與後現代之爭,實質是背後官僚權力之爭;十元紙幣(花蟹)的設計,當年的財政司長梁錦松一句「見仁見智」,我相信所有設計學院應該關門大吉,不要誤人子弟;第一代香港品牌飛龍 logo,由專業公司主理,調查研究過程亦開明民主,結果事與願違,劣評如潮,是誰的錯?其實是政府 design brief 的方向搞錯;最值得各設計院校拿來做教學例子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第一輪的大師作品,也不是由比賽形式選出來嗎?但為何又搞到推倒重來,大師的「天幕」作品通通要掉入鹹水海中去?正如靳先生所說,這是「浪費創意」,時光倒流,回到廿多年前的設計界盛事「全港區旗區徽設計大賽」,是當年幾乎每位香港設計師都會參加的盛事,作品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但結果如何?結果是由權力核心直接委托建築師何弢主理。

%e8%a5%bf%e4%b9%9d%e6%95%85%e5%ae%ae-3

其實公共設計由公開徵集或直接委托的形式跑出來,都各有其優劣處,用直接委托的方式,最好有足夠的理據去交待「點解要揀佢?」,否則就會給人一種「靠關係,益自己友」的疑慮。西九故宮本應是一件單純的事情,可惜落入林鄭手中,成為態度強硬的政治事件,而大家都沒有對靳先生所說的「直接委托」作出冷靜客觀的思考討論,是因為它與林鄭的處理手法直接扣上,而又忽略所說「直接委托是明智的做法」中的「明智」,就算是商業上的設計 pitching job,熟行情的人也會先了解客戶的背景、屬性和處事手法,才決定是否參與,我想只有在本地設計界中經歷多年的同行,才會明白何謂「明智」之意。

(1)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 Xpress, Hong Kong :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Volume 9 P.10-13, 2004

有關藝術或設計組織

facebook-group-icon

以下是結集了早年我在此網誌撰寫的六個短文,全都是有關藝術或設計組織的,有興趣可細閱分享。

我早年參加的多是一些藝術組織,此等組織有以下功能,早年互聯網並未盛行,而有關藝術資訊的媒體不多,要得知圈內資訊,就需加入一些藝術組織,而一般媒體有其運作規範,因此某種經驗、資訊或交流(當然包括教育成份),必需在直接的交往中獲得,其次是資源共享,一位藝術工作者,若辦一次個人展覽,大概需二三十件作品(視作品的類別而言),而且個人展覽需時及成本高昂,若參加畫會,便可定期舉辦聯展,分擔成本之餘亦可令作品定期有展出機會,而且很多畫會都是國外藝術界接觸本地藝術家的渠道。
最後一點我認為重要的,是藝術組織的會員及人數,往往會構成一種代表性,這種代表性有時會成為一種議價能力,對文化及藝術政策形成一種影響力。當然聯誼活動能加深會員之間的關係及交流,能協助會員建立其人際網絡,畢竟我認為它不是成立此等組織的首要目的。
參加這些藝術組織的經驗,成為將來籌辦設計組織的一些參考。

我認為本地藝術組織的基本功能,當中包括資訊交流、網絡建立、資源共享及議價能力,當然有些藝術組織只會集中某項特別功能,如亞洲藝術文獻庫、國際藝評人協會等,但當論及設計組織,情況就有點不同,特別在定位及功能方面,因為當中有較重的商業角色和涉及產業支援的成分。
向來有點怕別人問我有關「會」的目標方向和定位,坦白說,一般具「機制」(即有會章執委及會員制度)的設計組織,如香港設計師協會等,其宗旨目標不外如是,即推動本地設計發展,提升本地設計……
這是無容置疑的,因為這只是一種方向性的宗旨目標,若宗旨目標設定得太專門細分,只會有礙組織的發展及彈性,畢竟一般人要了解一個設計組織,少有查看其明文規定的宗旨目標,這也不是三言兩語便可說出來的東西,反之是觀察其辦出來的事情,針對的對象,及結果效應,因此若朋友問我有關「會」的目標方向和定位,而又沒有認識該會的“Profile”,除了「官樣」回覆,那你叫我如何回答?

設計組織的功能定位是一複雜的問題,以往設計組織多是以一種有機制(institutional)的形式出現,即有執行委員架構、會章及會員制度的組織,如有四十年歷史的香港設計師協會、英國特許設計師協會香港分會(Chartered Society of Designers Hong Kong)等,但到九十年代則出現不同「主題」的中小型的設計組織,它們大都沒有明顯的機制色彩,一些是由學院中人士衍生出的組織,如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飯團青年設計師協會等,而今時今日,年青一代多以設計或藝術「組合」的形式出現,如 Graphic airline、KACAMA Design Lab、Start from Zero 等。
組織(會)可以是商會、工會、專業團體、聯誼會或一種 NGO,其實每種組織都有一定性質的政治傾向,若組織成員多是公司僱主,方向取態必然右傾,及以商務推廣性質和信奉自由不干預的政策為主,若組織成員多是僱員,則方向取態會左傾,活動方向以謀求僱員權益,或替僱員權益「發聲」,亦比較傾向「介入」政策的性質,而專業團體(除了建築師外,香港仍未有真正「專業」的設計範疇出現)或研究機構就專注在特定的範疇內。
當然還有一些「半官方」的設計機構,如香港設計中心。
至於何謂 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它是一種位置於政府及商業以外的組織,它具有特定的社會意義及價值,但又未能(或不能)以市場機制及商業模式運作,因此大部分的NGO 都是受資助或以募捐而生存,因為「商業市場」很可能會引領組織偏離其原先設定的方向,影響其獨立及自主性,例如綠色和平 Greenpeace,它的經費全由認同其理念的個人捐獻而來,也不接受任何商業機構的贊助,因為他們的工作,正正就是監察任何商業機構的環保狀況,而很多藝術組織(偏向精緻藝術)需受資助,是因為他們不能只為了生存,而耗用了大部分資源精力,事奉於迎合市場口味的東西,而對其原先的目的意義或藝術取向作本末倒置的做法。

早在成立設計組織前,我參與過不同藝術組織,經歷過創立及成敗起落,即使如此,成立設計組織的難度,遠遠超過藝術組織,要藝術家走在一起,是因為大家都很明白那種需要,藝術家經常獨自創作,無論是與同儕間之聯誼交流,分擔聯展成本,或建立藝術機制的網絡,藝術家都明白走在一起的原因,可惜很多本地人都誤解了實情,以為藝術家性格獨特,喜離群獨處。
我所認識的本地藝術家,大都與人為善,比設計師更能凝聚一起,反之成立設計組織,則困難重重,首先要設計師走在一起的動機並不強,意思是上述的那一些需要並不明顯,「設計」對本地很多設計師而言,都只是一份上班的工作,就是如此。與國外相比,民間工藝及設計氣氛相對濃厚,很多的發明設計都是衍生於「工作」之外,民間設計的 collaboration 亦見容易。
因此遠離「商務」需要的設計組織,對本地設計經營者而言,並沒有賣點,而一般「打工」階層的設計師若只視設計為一「工作」,則非商務性質的設計組織更難有存在的需要,這與半官方的香港設計中心,或老牌香港設計師協會是不同的,他們的出現都是有特定之時空背景等因素配合。
早前翻查舊資料,黃世澤先生在 03 年發表的一篇舊文〈組織時代的終結〉(27/08/2003 明報世紀),說到網絡的興起,令到傳統組織的功能消失,無錯,早在我參與藝術組織的年代,Web 仍未到2.0 的世代,上文所說的四種功能仍然存在,即「資訊交流、網絡建立、資源共享及議價能力」,但時代轉變,當 facebook 盛行,年青人處身 generation me 的世代,組織的成立及發展受到不少挑戰。

「集合十萬個……」,是近來在 facebook 群組中常見的「行動」,縱使這種行動有數以千萬人「加入或讚好」,但在香港,似乎不會在現實中構成任何影響。
組織其中一項功能,就是結集有共同目標的人,對某些議題,形成有「議價能力」的群體,例如去年議員選舉的「替補方案」,香港大律師公會發出的聲明,便構成影響事態發展的力量。
對年青一代來説,facebook 是否在否定實體組織的存在價值,那就要問在 facebook 中的行動,在現實世界中所能構成的影響力有多少關連。無疑這類 social network,在連繫及通訊上是強項,但卻往往因為媒體或介面設計的關係,令到當中的內容流於短淺零碎,其次是「認授性」的問題,任何人士都可以在 facebook 中建立群組,若認為這類群組能代表實體組織,那麼它的權責及法律承擔由誰去確認?它始終是虛擬世界的產物,若不能與現實世界互動,又欠缺現實世界的認授性,它只是沒有現實代表性及「議價能力」的虛擬群組,除去「連繫及通訊」的強大功能,這類 social network ,在香港只淪為閒聊及純粹「分享」的園地。
我有多次辦活動的經驗,回想當初 facebook 開始盛行時,滿以為「活動」功能可協助籌辦活動,一個活動通訊發出了,若三十人click「參加」,結果只有七八人會真正出席,到了今天,可能只有兩三人!
因為那一click,實在太容易及不須付任何責任,那麼 facebook 群組可以取代實體組織嗎?

立法會選舉過後,黃洋達鬧出「不支持政黨化的人民力量」,此事令我百感交雜。
若根據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我屬第三代,我不想標籤什麼八十後九十後,論第三代尾第四代的年青人,大都「討厭組織」。加上當年與人創辨設計組織(具機制性的),另我更體會到創辦組織的困難,特別是現今這個年代。前數篇有關設計組織的文章,都説明具機制性設計或藝術組織的功能作用,這裏不再重複,若根據這種功能作用,想必是對年輕及新進一代有利,當年與人創辦設計組織,起初滿以為能招收大量新進設計師及學生,結果九成會員都是入行已久的老將,不知是組織辦得不好或是其它原因,他們卻不「領情」。
了解香港歷史,便能感受種種的因由變化,早年為逃避共黨而來的香港人,都受過歷史的洗禮,對所謂組織建制的情意結,固中非常複雜,愛恨交纏。逃難南來到港,人生路不熟,紿終需要走在一起,互相照應,因此又跑出很多同鄉及宗親會來,這一代人大都明白「走在一起」的重要性。但新一代人,卻很難走在一起,做一些長期及有計劃的事情,這點不難明白,很多社會學者都提出 Y 世代至 Generation Me 的種種特質,自我中心、敏感、難於與人協調溝通等等。事實上,現今種種生活上的科技或文化因素,都有著這種反機制的潛台詞,如從小沉迷於動漫或電子游戲的世界,便總要找得出一個「大佬」來打,所有廣告及流行文化,都要標榜自我的超然,所有電影都要說英雄是如何單槍匹馬的去對抗集團組織,另一方面,活在互聯網的世界,從而缺乏在現實世界與人相處的技巧等。
這一代人討厭組織,更主要的因素,是他們看到組織的內鬥不和,看到立場和利益的衝突,看到種種組織的黑暗面,正如小時候廣告告訴我們儲蓄可以致富,也告訴我們團結就是力量,但今天的世界,你兩樣都看不到。
現今的社運青年,討厭政黨組織,他們大多奉行一種「自主行動」的社運模式,但久而久之,卻又大多回歸或自立組織,因他們只看到組織的黑暗面,卻不明白它存在的必然價值。

我係藝術家?

artist

早前在網絡上有人發起組織「香港藝術家工會」,坦白說,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嘗試,立刻有人回應,紋身美甲的可否入會?
選舉已過,早前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選前論壇中,有人提出藝術家應有一人一票的選舉權,在席的前及現任界別議員則提出「很難為個別的藝術家作出身份介定」。
後來我到訪一位從事設計創作的朋友,他們主要是創作環保或可持續的設計,當我向他們提及有人發起組織藝術家工會的時候,他們很愕然也便滿帶疑問的去想自己何以能自稱為藝術家。
以往設計和藝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多年前修讀設計的時候,無論你修讀設計或視覺藝術,它們都同屬一個院校,「設計」在藝術學院中多被歸入為「應用藝術」(Applied Art)中,當年的設計主流,甚或對設計本身的概念認知,多屬「風格化」(Styling)的取向(或理解為外觀設計),即以造型藝術應用到商業產品之上,當時常對設計品的看法,就只有美醜或型格與否,因此當年修讀設計,有一半都是藝術課程。而我認識的前輩設計師,很多都視藝術家(或業餘藝術家)為另一身份,工餘之後多從事藝術創作。
今天的「設計」則有更闊的演繹,要談創新,就會結合到科研技術上,概念也多跳出單純的「風格化」取向,於是藝術與設計的關係也變得模糊起來。有朋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以現在的標準,若一位設計師剔除他所有美感認知或與藝術相關的認識及能力,那麼他與一位工程師有什麼分別?」,這條問題的意思正是工程師也會運用設計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只是當中不涉及美學的能力。
不知為何,今年遇上特別多這類身份問題,有資深的藝術策展朋友介紹一位藝術畢業生給我認識,朋友也同時介紹了我的一些作品,看了我的作品後,那位畢業生坦言對藝術或設計的概念含糊,甚至不明白如何介定這是設計品還是藝術品。此外,有時我會籌辦或協助一些藝術展,會嘗試邀請一些年青的設計師朋友參與展出,但多數的回覆是:「我不懂藝術」,這種回覆會令你感到現今藝術及設計像是完全兩個世界的東西,是絕緣的。對今天這種切割,令人感到嘆息。
對於這些身份介定或概念定義的模糊消失,我認為是出於教育的問題,多年前曾舉辦一些工作坊,對像是中學的美術老師,我常喜歡用一條問題去挑戰他們,就是要他們説出設計品、工藝品和藝術品在概念上的分別。今天的藝術或設計教育,強調 “learning by doing”,學生是客人,不喜歡聽你在長篇大論的説教,教的很簡單,只要讓他們沉醉於自己的創作便成,doing 過後是否有 learning 則另論。
或許有人會嗤之以鼻,創作人只需創作便成,這些身份介定沒有什麼大不了,無錯,在個人層面那只是一個名稱,可惜在更大的文化政策層面,那便是所有權利及資源分配的開端,若以設計思維的角度看問題,必首先對問題作出真確的理解及「定義」,才能繼續下一步。
所以紋身或美甲師可否介定為「藝術家」?就留待大家思考吧!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