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式思考101

好的設計、策略、經濟與政治思維都應有一個共同點:科學性。任何一門學科都應提倡使用科學方法去思考世界所有事物的這個概念,如不使用科學方法,一門學科便沒有辦法去證實它論述的事物是否正確。不(能)置可否、模棱兩可的答案反映的是與批判式思考相反的思維模式–泥漿式思考,而這種思考方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故此立場與觀念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得出立場與觀念,而立場與觀念是否可取取決於思考與辯證過程。不管立場聼起來有多「好」(我在看著你:放任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如果它們經不起論證,這些立場都是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故此,我們需要批判式思考幫助我們考驗這些立場。批判式思考基本要素如下:

1)實證優於描述

不管任何人提出什麽,他所提出的必須有依據。這種依據可以使實證、可以是邏輯、也可以示規範性的描述,但實證必優於其他兩項,因爲實證的錯誤幅度相對較少與可顯示性較高。如果多個設計嚴謹、有效的實驗顯示「自由落體」的速度是9.81m/s^2,不管邏輯與規範是怎樣說的,「自由落體」的速度,在一定的「錯誤範圍」下,是9.81m/s^2,除非有反證的提出。同理,因爲實證,認爲「福利國家引發經濟危機」的立場是錯誤的。

2)立論必然是可推翻的

如果一個立場/立論的組成方法是不能推翻的,從科學的角度上看這立場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假如甲說:「上帝的說話是真理,但沒有人能知道、見到、聽到上帝,除非上帝讓你知道他。」甲的説話是「不能接受」的(但不代表是錯),因爲上面的第一點,沒有人能驗證甲立場,甲也不可能提出證據證明上帝的存在,因爲他的邏輯公理(axiom)不容許他提出任何實證或反證。他最多只能提出規範性的看法,但「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它有否「說話」,它的説法是否「真理」則沒有人可以知道。事實上「神」本身並不是一個好的假論

3)清晰的因果關係

但凡立論旨在説明因果關係: x出現是因爲y,從y出現頻率與x出現頻率可見。但y與x可能都是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s),x的出現可能是由第三種因素所形成。如立論沒有把多個因素考慮進去,某些立論會變得很荒謬。例如,「溺水」的頻率會隨著「雪糕」出售頻率的增加而增加,但這並不代表「雪糕」會引致「溺水」,而代表了在溫度上升會增加「雪糕」銷量,而同時更多人會去「游泳」,因此「溺水」的可能性提升。應用在現實中,「債務」增加並不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而是稅收、消費、投資、需求、匯率、出入口等等因素影響「債務的償還能力」,因而影響經濟增長。錯誤的因果關係對我們的行爲沒有指導作用。

4)因素數量與數值變化會得出不同均衡

很多人考慮事情只考慮到單一因素與後果,並不會考慮不同因素組合會出現不同後果,因此面對大多問題,大多人的想法是只去調整單一變量,而非調整整個系統。用稅收做例子,假如我提出徵收「增值稅」,大部分人會人爲這會減少「可支配收入」,因此提高「生活的成本」,故此不願意有「增值稅」。「增值稅」的確是會減少「可支配收入」,但如果稅收是用 來支付「生活的必要大額支出」與成立「社會保障基金」,個人對「所有生活需要的支出」(生活成本上升與否取決於價格)會減少而不會提高。因爲這個系統(任何一個立論都應該是一個系統)加入了兩個變量「生活的必要大額支出」與「社會保障基金」,並釐清「生活的成本」這個概念,變成「所有生活需要的支出」,再加起來會達到另一個均衡點。如果我們在加入「國民人均收入」、「平等」、「真實稅收比例」等因素,並釐清「增值稅」是「累積稅」,均衡點又會變得不一樣:富裕國家適合徵收「增值稅」,而發展中國家不適合,因爲對發展中國家來説「可支配收入」+ 「平等」比「所有生活需要的支出」對經濟發展有更大的影響力。也就是說更深層的思考有助做出更適當的立論。

5)避免邏輯謬論

不多說,Wikipedia 列舉了很多邏輯謬論的類型。

最後,如果遇到疑問,最能幫助做出判斷的方法是把立論拆開,集中分析立論的組成部分。組成部分的概念、因素的關係是否正確、有否足夠證據支持這種關係。這過程需要很多信息與思考。如果不去搜集信息又不去做更深的思考就做出一個立論,論者需要承認自己無知、懶惰,又或者是不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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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缺乏人才嗎?

今早看新聞,唐英年認同創意產業需培訓人才。

若有長期留意我在網誌發表有關設計生態的言論,針對的絕不是人才短缺,而經常把發展創意產業的焦點轉移到人才短缺上,是陳腔濫調的說法。

看看現今香港有多少設計學院及課程,算一算每年有多少設計師「生產」出來,還說什麼需培訓人才?曾聽聞一說法,政府力推創意產業及其教育,目的是希望它能消化青年勞動力或就業市場的問題,香港經濟轉型失敗,既有的行業未能吸納不段增長的青年勞動力,於是借藝術或創意「過橋」,因為這些東西都門檻低及較能「自力更生」,說實一點是緩兵之計,等於董建華年代,失業高峰期,政府會叫失業人士自行創業,打救自己一樣。

我有一位曾任藝術行政的朋友,他說創意藝術是「一仗(將)攻成萬骨枯」的,意思是會有大量「入行者」陪葬的行業,無論你認同與否,看看實情或許能了解一點,有能力的組織機構,或許能算出每年設計或其它創意產業出產了多少畢業生,但畢業後的「待業率」及「轉行率」就未能如實計算出來,如果創意產業是「一仗(將)攻成萬骨枯」的,那就要反思這是否一種值得投放資源的產業了。

其次「人才」並不指成績優異的畢業生,據說一個成熟的平面設計師,要有六至八年的在職經驗,因此實戰的環境對「人才」的意義更為重要,香港在八九十年代曾是亞洲的創意天堂,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大放異彩,但為何今天淪落至此?香港向來都不缺創意產業的人才,問題是這些人才需要一片良好的土壤才能成長及安心發揮所長,否則就會放棄或離場(可參閱本網誌〈地產霸權與城市創造力〉及〈香港:創意生態〉兩文),這就是為何要大家著眼於「創意生態」這一範疇的重要性,而不是保守右派那種精英主義的思維模式。

以下的講座短片,説明「霸權」如何影響創意生態,並非膚淺地歸咎於單一「自生的人才説」,而是「霸權」如何影響人才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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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小販

要求檢討小販政策,已是提出多年的事,特別是流動小販。

香港社會常談論什麼獅子山下、什麼拼搏、什麼香港精神,可惜很多上一輩的人,都忘記了自己的親戚朋友,可能曾是流動小販。記得當年人們常掛在口邊,說若有什麼不滯,大不了便到工廠取貨,然後擺街賣。印象中曾盛傳當年影帝梁家輝當個小販,樂隊 Beyond 在最不滯的時候,也曾考慮把器材賣掉,轉行賣魚旦去也!

今非昔比,有著各種各樣「趕絕」小販的計劃措施,打擊流動小販更不在話下,這是什麼原因?難道流動小販罪大惡極,必需趕盡殺絕?大不了是一些衛生或環境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以用監管的方法處理,無需將其置誅死地吧?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空間權力的問題,當與「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起衝突時,便會被打壓禁止,香港在這方面特別嚴重,香港過去是一個以輕工業為主的社會,轉化成今天以金融地產為主的社會,原因不言而喻。

因此政府對空間的監控會傾盡全力,相反最難應付的就是「流動」,近年看見不少人利用小型貨車出售貨品,甚至提供塔羅占卜服務,亦有滿佈街上銷售網絡服務的人員等,他們都是利用「流動」,對空間權力作出博奕對策。

(上圖:停泊於超市門外作售賣的貨車,下圖:國內的流動小販,短片:紐約街頭Food Truck)

Collaboration

我不知香港有多少設計師對 “ collaboration ” 這一字有什麼看法,接觸很多設計師,他們對於“這是我的”有很大的感覺,特別在 “ Generation Me ” 這一代。以往在一些設計界的講座裏,最容易拿出來或老生常談的,多是版權問題,或如何對“自己”的設計作出什麼什麼等。

因此香港在設計上,是很難走出「共同研發」的概念來,而要建立一種設計意義上的 Design Community,更是難上加難。(不是指那些以聯誼或建立人際網絡性質的 Community)說「共同研發」的例子,印象較深刻的是電腦作業系統 Lunix,附上 TED 之短片,也是令我非常贊賞的共同研發設計,透過資訊科技及網絡,真正的匯集意念、經驗及知識,把設計「進化」起來。

香港在這方面是失敗的,最近談及的「二次創作」,只有某些網民在鬧得熱烘,設計界卻鴉雀無聲,對創意共享、copyleft 或 creative commons 等的概念,香港的設計師又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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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  http://hk.creativecommons.org/

互信

要說這個題目,必先要在中國人的文化情境下談。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在書的開首提到,中國文化看重的是一個「仁」字,該字可看成「人」及「二」,即人與人共構的一種關係,孫先生更強調中國人是一種「心」大過「腦」的民族,若果我們從這點去理解中國人的處事方式,那會是怎樣的東西?

先舉一些例子,小時候會問,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有西方現代化的執法制度(警隊),為什麼社會上仍有「三合會」(或稱黑社會)的存在?為什麼不一氣呵成把他們消滅殆盡?難道真的沒有能力嗎?後來長大了才明白,事情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其實香港的執法在某程度也要依賴一種地下社會(或稱江湖)的秩序平衡,即黑白兩道,有其互相依存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不會白紙黑字的明文規定,但大家會有一種默認共識,俗稱「心照」,這種關係會一直相安無事,直至互信破裂,便會引起衝突爭拗。

香港五六十年代人口激增,其後做就很多天台屋的出現,天台屋的問題,其實也是一種互信的問題,清拆天台屋,做成很多居民激烈反抗,當中隱含很多法律上歷史及含糊的產權問題,其實全都是基於當年香港為應付居住問題,與居民之間一種「心照」的處理方法,若是涉及法規或行騙問題,大可於當年便認真強硬的看待天台屋問題,可惜「情理」不容許這樣做。

直至今天,新界的僭建問題,其實也是在互信破裂下出現的問題,新界的僭建,不是在今天才出現,激發問題的出現,是由於市區僭建出現很多安全問題,因政冶因素,伸延至高官住所的僭建,為使法律一視同仁,火頭也燒到新界的村屋去。

互信的破裂,都意味著當中一方(或雙方)過了「火位」,而衝突爭拗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一些用以牽制打擊對方的法規之上,而忽略背後的情理及問題的根源所在。

參考:發展局局長談新界小型屋宇僭建問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5/14/P2011051401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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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在香港已是不爭的事實,正如我在前一些文章說,它是香港的癌症。

有些人提出治癌的方法應以「樓市軟著陸」為原則,那就需要政府施行一些政策,例如提供土地供應及增建房屋等,其實這些方案都不是什麼真知灼見,運用一些調查研究,加上基本的邏輯推敲,這些解決方案不難獲得,但問題的死結並不在此,而是一系列意識形態、政治及既得利益者的關係。

若問要打開這個死結,你有什麼辦法?那是沒有的,除非有主動介入的強硬政治手段、一次可歸咎「自然」的經濟大崩壞、或出現千千萬萬個龐一鳴,否則這個癌症會一直存在下去。

常有一種帶點亞Q 的說法,就是「改變唔到現實便要改變心態」,無論如何,這也是一種逆向思考的方法,因此有人提出,我們應該改變對住屋的看法,改變對房產的價值觀,提出居住權是人權,居住權不應扭曲成為商品及市場化,置業不應是人生的「必然」,提倡租住的好處等等。

要這些脫離主流價值的思維想法成立,是需要有真正現實條件支持的,例如說租住的好處,就必需有能力對付加租的問題,及解決搬遷構成的煩擾障礙,設計思維應可在這一點發揮作用,要改變置業不應是人生的「必然」,是意識形態的改造,這也是傳意設計這一範疇的長線工作。

(上及下圖:對付地產霸權,「流動」是值得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