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的霧與夜

掙扎了一星期,才決定用工餘時間,到訪今屆的香港書展,目的不是要看各大出版商如何割價傾銷,而是查探本地電子書的發展。

早在做開發的幾年裏,已非常緊隨電子書的發展走勢,因為它可以是一種「顛覆性技術」,正如 CD 取代黑膠碟;VCD 取代影帶;USB「手指」取代 MO、MD 或大部分可攜式記憶體,「顛覆性技術」一出現,可在短時間取代已有技術,直接影響公司業務發展,做開發的,眼光需有遠中近之分,電子書的走勢不容忽視。

其實電子書發展已多年,但一直不能盛行,早年美國 MIT 研究「電子墨水」,目的除了能在極薄的媒介中顯現影象,也是用電子技術模疑墨水印在紙上的效果。用電子墨水的電子書,其好處就是用反射光來顯現影象,令眼睛不會容易疲勞。

電子書的發展很在乎載體硬件的普及性,iphone、ipad 或其它平板電腦的普及,令電子書的發展商打了強心針,但細心一想,現在最盛行的載體硬件(iphone、ipad),都不是用電子墨水技術作顯示的。我認為電子書是否會普及,不是決定於載體硬件的普及性,而是有多少人會真正用這些載體硬件看書。

多些觀察港人用 iphone 或 ipad 的行為,或許會有一點啟示,我見港人用 iphone 或 ipad ,多會是上 Facebook、玩遊戲、看新聞,見過年青人看「電子漫畫」,ipad 多給人用來上網或 “ show 相 ” 等。

要問港人是否愛看電子書,其實真正要問的是港人是否愛看書,或港人的閱讀習慣及文化,香港書展是世界數一數二人流多的書展,但在書展以外,你是不會感受到閱讀文化的盛行,那麼港人愛看什麼?早上在港鐵內是免費報紙,中午飯後(或等待理髮前)是八卦雜誌,週六公園內的叔伯是馬經或報刊風月版,聽聞一般書店內的暢銷書是金融股票、旅遊、烹飪、瘦身和美容,但基本上,港人活在地產霸權下,是沒有太多時間閱讀的,書藉的性質也以工具書為主。外國經驗不同,我在美國的 Subway 經常看見 “ OL ” 在上下班時看厚厚的袋裝小說,作家受人重視,在晚上電視的黃金時段,David Letterman 的節目經常邀請有新書發佈的作家對談,出版業也能好好的與其它創意產業連結互動。

發展本地電子書,除了考慮閱讀習慣及文化外,城市結構及其它利益衝突也極為重要,通常我們對新技術及產品都滿有期望和想像,大家還記得「蘋果速銷」嗎?網上訂購貨品,直接送到府上,看似很理想,但最終都敵不過地產霸權下之「超市」背後攻擊,也與本地之城市結構有關(超市在每個屋苑都有分店,太方便了!),若不明是什麼利益衝突,大可參看本網誌〈設計就是政治(三):既得利益者〉一篇。不過對電子書發展最大的威脅,並非上述的一切,而是網絡世界的「共享」文化,即非法下載,我仍非常懷疑出版社能否解決此問題,像今天本地的音樂工業,mp3 及非法下載帶來什麼影響?難怪人家說本地的音樂工業已死,「歌星」靠的是色相,拍廣告出席代言,並不是靠收費的 mp3,最近得知一位朋友,已用破解程式,免費收看網上雜誌。

曾參加過由香港出版學會有關電子書發展的講座,認為電子書的「先頭部隊」會是一些旅遊書之類的工具書,這點我是認同的,要發展本地電子書,可考慮「香港方程式」,就是「造星計劃」,狂推一位透過電子書發跡的作家及其作品,便會帶起羊群效應。

若視電子書為一種新媒體,它能否取代紙本書的主導地位?我認為仍有待驗證,而電子書的設計,與設計師、讀者和出版社的關係,將在下篇再續,在此之前,先介紹一精采的電子書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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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醒覺

「政治醒覺」,這是香港人少說的字詞,早前七一遊行示威中,有年青人衝出馬路,堵塞交通,隨之的士大佬罵聲四起,高呼「阻人搵食」,不要以為只有草根未政治醒覺,香港很多「中產」其實都未政治醒覺,或一些「既得利益的中產」將政治 “ turn off ”,其次香港的政治問題是一種結構性問題,若這種結構不重新設計再做,香港是沒有出路的,無論換什麼人當特首,香港只會不段沉淪下去,可參考成名教授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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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蒸餾水廣告的敗筆

最近在港鐵看到屈臣氏蒸餾水的廣告,運用針對競爭對手的手法,以達到宣傳自己產品優點的目的。先不論廣告在視覺上的處理,就從廣告的內容而言,廣告內容強調水經過高温處理,但其對手 Bonaqua 則沒有,而 Bonaqua 最近的「扭樽」環保設計,大受歡迎,亦變成屈臣氏的針對對象。

其實這種諷刺對手的手法,在美國是經常出現的,而且來得公開及瞋目張膽,例如可口可樂對百事可樂,Nike 對 Reebok 等,在相對開放的地方,這種針鋒相對的廣告經常出現,最重要的是人家多會以幽默的手法演譯。如果大家沒有忘記,香港亦曾出現「可口可樂對百事可樂」的廣告,廣告內容是邀請市民蒙眼試味,分辨那一杯可樂味道最好。香港少有這類廣告,大都是怕惹上官司問題。

我亦曾經參與過蒸餾水的包裝設計項目,市場經理在會議中一開始便拿出兩瓶水,一瓶是類似特惠牌或百佳牌的,別一瓶則包裝得像歐美的入口貨,隨之便問那一瓶好喝些?為何價格會有差異等?最終答案就是同一樣的水,根本沒有差異,分別只在市場定位及包裝下的「附加價值」。

從一個經常購買蒸餾水的顧客或廣告受眾出發,屈臣氏蒸餾水的廣告,運用這種針鋒相對的手法,顯出不少問題,首先,Bonaqua 推銷的是環保水樽的設計,屈臣氏大概是推銷水的「衛生」程度,我認為兩者不能在同一範疇相比,正如短跑不能與跳高相比,況且也有礦泉水及蒸餾水之分!這種做法很容易反客為主,變成間接幫助 Bonaqua 宣傳其環保「扭樽」,把環保放在首位的顧客,會因為水經煮沸而選購別的嗎?反之亦然!打擊對手的弱點,最好不過是帶出與顧客的實質利害關係,喝未經煮沸至 105 度的「蒸餾」水,有何實質的身體影響?(最好能帶出具科學性的資訊,像洗衣粉或牙膏廣告這類)可惜屈臣氏一系列煮沸蒸餾水的廣告都沒有帶出這點,不免令人懷疑這只是 gimmick,否則屈臣氏便「捉到鹿唔識脫角」,正如上述提到,基本上水就是水,分別只在「附加價值」,若屈臣氏能令人相信此水非那水,那便成功了。

除了這廣告的「市場方向」出問題外,對其「表現手法」亦不甚欣賞,銷售型的廣告最好只呈現開心、欣喜等正面的視覺元素,就算要表現負面的資訊,亦需利用正面的視覺元素將其重新演繹,這是廣告人的一般知識及技能所在,這廣告中有一小女孩,面露厭惡表情,便犯了上述的毛病。再強調,這類型的廣告,最好以一種幽默的手法表現,否則很容易給人一種小家鬥氣的感覺。

每個廣告都是客戶與廣告公司合作的成果,從我主觀及感性的判斷,客戶因素對此廣告的影響甚大,因為專業廣告人的出品是不會這樣的。

設計師的新形態

多年前修讀設計的時候,某導師曾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說話,他說:「只有神才能創造,我們(設計師)大概都只是把元素拼湊罷了!」他的意思並非說設計師沒有創作的能力,只是說真正有創意的東西是難能可貴的,而我們很多時只是運用一些設計或創作方法,把已有的元素重新組合,繼而提供不同的選擇方案。

我想視覺上除了點線面這三種元素,我們永遠也想不出第四樣的東西來,而所謂拼湊的東西,也離不開功能、顏色、形狀、質感、甚至風格,請不要誤會,我說「拼湊」,不是鼓勵設計師「交行貨」,雖知要做一個好的,合適的「元素重新組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年前已故香港創意大師黃霑先生有一講座《創意與創造力—21世紀競爭決勝之道》,教授創作方法,開宗明義第一句:「天下文章一大抄」,台下當然嘩然,創意大師竟然教人去抄?當然並非如此,黃霑先生所謂的「抄」,其實就是「元素的重新組合」,組合的方法有異,就會產生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新鮮感,修讀過設計的朋友都明白,「組合的方法」其實就是不同的 “ Creative Tool ”。

我想早在七十年代已入行當設計的,一定經歷過這二三十年間設計發展今人激動興奮的年代,正如早前某網台訪問過一位本地資深的設計師,訴說那時的設計,總會給你一種 “ excitement ”,但這些年代都過去了,現在郤沒有那種感覺。我是明白這位設計師所說的那種心情感覺,我不能說設計已走到盡頭,但對於一位視覺經驗豐富的設計師來說,當林林總總的設計都看多了,也見盡潮流周而復始的在循環著,看著不段湧現的「創作」,其實只是看著元素不段的組合,再組合……

時移世易,現今是資訊爆炸和高舉視覺的年代,設計由陌生新鮮,變成現今的流行普及,很多設計師的創作,只要開啟網上搜尋器,輸入關鍵字,就有大批類似的設計湧現,自以為只有自己才想到的設計,在這個年代已大多不存在。一些有名氣的設計網站可容納數以萬計的設計方案,各種與設計行業相關的資料庫、圖片庫、色彩趨勢及物料研究公司,在網絡上應有盡有,在這樣的一個年代,設計工作的性質會否轉變?

以往客戶尋找設計師,說出要求,簽下報價後,便會想像設計師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看著白紙或電腦,運用技能和創作力,構思設計方案,然後再向客戶呈交,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種對設計師的觀念應會改變,設計師不會再是一種「帶著某種藝術天分的創作人員」,設計師會似是一種組織者(organizer)、促進者(facilitator)、計劃者(planner)、甚至是一種策略師,設計會是一種搜尋、運用及組織設計資料(或上文稱之為元素的組合)的工作,然後再將結果呈現為不同的策略方案。其實有很多設計師在名片上寧選「設計顧問」這一稱號,而過往很多平面設計師,現今也轉型為「品牌顧問」,目的是提升工作性質於上述的策略性層面,工作包含平面及立體,搜集設計資料,向客戶分析不同視覺風格對其品牌策略的利弊,選取設計元素(可包括視覺、聽覺、嗅覺、甚至是語言文字上的元素),再透過調查研究,經過不段的溝通周旋,最後組合成最有利的策略性方案。

在將來,這種分析、運用、及組織設計資料和元素的能力,比起神話化了的創作更為重要。

圖:美心快餐是本地品牌顧問陳幼堅公司的作品,當中邀請了一班本地插畫師,以心為題創作,並將作品(見牆)融入其設計方案中。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機制與議價能力

我曾經在一次很少聽眾的講座〈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設計組織路向探討〉裏,講述有關成立設計組織的障礙及困難,其中一點提及新一代人「反機制」的思維性格,不喜歡加入任何有機制的組織,當然這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但以我自身的接觸及經驗而言,確實感到現今「反機制」的年輕人較多。

這裏說的「機制」,意思是一種有層級,有權力及職責分配的人事結構,所構成的組織。
新一代人的「反機制」成因很多,除了自我中心不段膨脹外(或過度膨脹),而教育、流行文化等等,多年來都在背後為自我的膨脹作推手,如果各位有讀柏楊或其它論中國民族性學者的書,都會明白中國人是一種缺乏獨立人格的族群,我們的教育會否在此落墨?在提倡獨立思考、認識自我之餘,會否弄巧反拙,令學生自我中心無限擴大?而流行文化方面,多年來電影經常描寫英雄單槍匹馬,智破邪惡組織,廣告或音樂歌詞則高舉自我的超然快感。

容我學術一點,我們是不能避免這種後現代處境中的「去中心化」和自我意識的膨脹,但我覺得自我意識、獨立人格與融入機制並沒有任何衝突,機制有其本身的功能及意義,家庭是一種機制,公司是一種機制,專業組織、宗教團體、政黨及政府,以至國家社會,都是機制。只要人是群居,活在一個具資源分配的環境中,就存在機制,機制的運作存有權力及職責的分配,這是必然的。

每種機制都有其功能,藝術家通常給人的感覺都很自我,獨斷獨行,很難融入機制中,但多年前我在搞純藝術的日子中,我所接觸的本地藝術家並非這樣,當年很多藝術家都會自組畫會,或加入相關的藝術組織中,在組織中互通消息,交流資訊,藝術家辦一次個人展覽是需時及相當吃力的,但加入畫會則可定期舉辦聯展,分擔資出外亦可令作品定期展出,而加入一些具規模的藝術組織,集合眾人的力量,以組織名義提出具代表性的意見,甚至能左右政府文化藝術政策的推行,這就是組織機制的功能,也可以是一種議價能力,因為這些藝術家都明白,這涉及到他們共有的生存條件。

新一代人的「反機制」,是對所有具權力運作的組織反感,對種種組織中的「窩裏鬥」感到厭惡,即組織等同權力,權力等同專橫和罪惡,縱使加入組織,亦欠溝通及協調能力,往往以己度人,容易出現「打到大佬文化」,我認為這並非是機制本身概念的問題,而是缺乏融入機制和在當中協調合作的能力,上述提及的「自我膨脹」是因素之一,這種反機制思維性格亦是構成政治潔癖的主要成份。

試想想,今次的反替補方案,除了人民本身的反對聲音外,若不是大律師公會三度作出公開反對,會對它的反對力量構成多少影響?大律師公會的說話就是一種議價能力,請不要忘記,大律師公會本身就是一個具權力運作的機制組織。話雖如此,機制本身亦雖有良好的設計,能達到權力制衡之餘,亦需配合現實的客觀條件及環境。

回收箱

以一個「用家」(user) 的角度出發,我的「回收經驗」是痛苦的,我不是住在公共屋邨或大型屋苑裏,樓下沒有回收箱,以前「看報紙」的年代,月尾用繩把整個月的報紙扎起,放到梯間門口,執紙去賣的老婆婆便會自動拿走,後來搬走了,執紙老婆婆不在,便要親自拿到街角的回收商去,後來連回收商都不見了,便要走到遠一點,到位於市政大樓下的幾個回收箱那裏,人家曾告訴我那些回收箱無用,政府不會把內裏的東西拿去回收,只會當垃圾弄掉。

我別無它法,只有半信半疑,繼續使用那種極像垃圾桶設計的回收箱(圖一),後來除了廢紙外,膠樽也多起來,每次回收都像苦力一樣,大大包的走兩條街。直至某天,我發覺那極像垃圾桶的回收箱,內裏充滿駭人的垃圾,我開始懷疑那裏的回收箱,究竟有沒有人管理,有沒有真正的回收,更痛心是那些低質素的港人,把回收箱當成是垃圾桶。

後來我放棄了那裏的回收箱,要跑到更遠的地方,尋找「可靠」的回收箱,也對這個無能政府更加不滿!回收箱要有怎樣的設計,才不會變成垃圾桶?要把它設計得時尚美觀,還是替它設限制,不被那些低質素、貪方便的港人當垃圾桶用,它要配合怎樣的系統政策,才不會淪為一種形式上的犬儒?

台灣的垃圾回收非常成功,可參看:
https://designcritique.wordpress.com/2011/06/05/%e7%92%b0%e4%bf%9d%e8%a8%ad%e8%a8%88%e7%9a%84%e9%97%9c%e9%8d%b5/

七一上街圖

最近出現兩張圖,除了「青苗上河圖」外,七一有「七一上街圖」,有心思的平面設計,能做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七一上街圖」可視為資訊設計,遊歷此圖,便會看到七一上街的主要團體及人物,一覽社會上的主要訴求,在外地,很多職業設計師,他們會在業餘時間,運用本身的技能,義務協助社運宣傳,更有一些設計師,白天替某大品牌工作,晚上良心未泯,惡搞自己的客戶,用設計揭發它們的惡行,設計師的技能在「現實世界」價值不彰,因此轉移地下進行。

「簡約」不簡單

坦言,身邊很多朋友對「設計」這一概念的認識,也多只停留在與美化、時尚等相關的詞彙上,縱使對某一風格有其所愛,也少有了解其背後的意義及底蘊。我們很容易會把一些外形簡潔的設計稱之為簡約風格,似乎就是把一些簡單的造型風格,單看成是一種抽象的品味。

翻開設計史,多以工業革命作為起點,其實在此之前,更受當時英美新教的倫理美學影響,特別是「震顫貴格教徒」Shaking Quakers,他們逢行生活上一種謙卑節制的態度,這態度也同樣反映在他們對器物造型上的取態,強調簡潔實用,不把製作資源投放在過份花巧的奢華中,是一種含蓄的表現,因而在現代主義,產品造型的簡約化中埋下了種子。

當然器物造型的簡約化,並非單由這種新教的倫理美學引起,或是新教對工業革命催化資本主義,所引出「物質與靈性」之戰的一種抗衡,繼而在器物造型上投放一種「禁慾」宣言,其實在當時工業革命中,新生產技術的出現,與舊有器物的造型美學是存在矛盾的,即當時的工業技術,難於生產出舊有那種以工匠手藝形式,又帶繁複裝飾的器物造型,又於當時在工會和工人待遇不成熟的社會中,需長時間工作及生產出一些非驢非馬的的劣質產品,既沒有熟練工匠的精美手藝,也配合不到機械生產的標準精確,既庸俗,也不實用。

在其後的發展中,具社會主義色彩的設計師多提倡運用「機械美學」的理念於產品設計中,以生產出既能配合機械生產條件的產品造型,又價廉物美,惠及平民百姓的東西,所謂「機械美學」,就是把器物的造型,利用單純的幾何元素(圓、方、角)來表現出來,更不會在器物上加上與功能無關,多餘而富有內容意義的裝飾圖案,因為這只會增加產品的成本於與其功能無關的地方,令到器物變得不「誠實」,在當時亦漸被認為是一種缺乏理性的做法。

另有一種設計主張,就是要盡量還原(利用)物料的本來面貌,不作多餘的加工,換句話說,亦即是一種淨化、求真的過程,及一種表現「純粹」的手法!正如日本名建築師安藤忠雄,喜用清水泥作外牆的做法。這種求真及純粹的概念對上世紀的藝術及設計有著深遠的影響,一張「椅子」最「純」的概念就是「一個支撐身體為坐姿的平面」,亦即是說,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椅子一切多餘的部份都可省去,可乘下來的東西就顯現出真正的簡約風格。

回想簡約風格的發展歷程,看得到最初物質與靈性的關係,其後現代主義中機械美學、功能、成本與普及化之社會路線,甚至到達提昇致淨化、求真、純粹概念的境界。今日的簡約風格是否只淪為高價品味的代名詞,還是在這個環境生態被嚴重破壞,盲目發展的年代,可重新拿來想一想,正如已故建築大師密斯.凡德羅 Mies van der Rohe 的名言 “ Less is More ”,絕對能帶出簡約哲理之所在,值得細味深思。

上圖:本福寺水御堂 (安藤忠雄)
下圖:Quaker style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認知可能性邊界、設計與通用設計

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與設計其實很多關聯點,因爲人文科學與設計所面對的都是社會公衆,人文科學的研究人員更需要設計研究方案與問卷調查,消除偏見與噪音以反映受訪者的真實想法,其中需要留意到用者心理、概念與認知等問題。學者須要做出「假論」(hypothesis),調查狀況,加以分析,得出結論並把論點往外宣佈以改變固有思維。因此,我在《自由意志的不存在、認知與認知可能性邊界》一文中提到「科學家、藝術家、教育家的作用是要傳播知識,使『認知可能性邊界』往外移並挑戰固有思想」這個觀點。設計師也具有同樣功能,設計師本身也是物品的使用者,他對物品本身有「假論」。他的構思也是調查與分析過程:他需要留意使用者會如何使用完成品,使用者對完成品有什麽反應等問題,當然他也需要做一定的市場調查。然後,他要利用調查結果印証或推翻「假論」,如是才能推翻、修正、改善「假論」中的思維以「設計」出新穎的完成品。

從這角度看,設計與所有創作都代表著某一種思想與它的思維體系。設計完成品反映是設計者想要表彰的一種思想、思想的形態與他本人的思維模式。從杜拜與中國的建築物我們可以看到執政者的思想與思維體系。杜拜與中國建築物許多都採用前所未見的新奇風格與形式設計,有些人可能會認爲這些地方是設計師的天堂。我卻不認同,因爲這些所謂「新奇」的設計所反映的是建造者不考慮平民百姓對這些「怪物」有可看法。這些建築物大多是政府與政府(國有)企業所出資建造,一般人對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經營與財政沒有過問的權利,政府要建造一座大廈也不用徵求其他人的意見,因此可以隨意決定建築物的外觀。另外,政府官員與國有企業經營者喜歡炫耀其財富、權力與身份地位,並有利用公共財政滿足私慾的偏好,因此其所建的建築物會是極其龐大、「新異」、具有「震撼力」、耗費巨大,而不過問這種顯示是否恰當,是否必須。

這種「專制」設計方式並不局限於現代,日本德川大阪城、英國倫敦塔、中國故宮、梵蒂岡西斯廷小禮拜堂的設計都是出於同一道理。雖然古典建築一般都很美觀,一種可能會是它們的藝術水平真的很高,另一種類可能是它們反映了現代對古代的一種浪漫思維,也有一種可能是人們在這些設計的長期熏陶之下,慢慢形成「習慣就是美」的思維。三種可能性都是形成「美感」與「鑒賞力」的因素,但「習慣就是美」的思維對社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因爲習慣的慣性令人的感覺麻木,讓人追求某種固定思維,認爲炫耀、權力、地位、極盡奢華、金碧輝煌就是「美」,形成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風氣。思維的慣性使人不再去過問這樣的完成品是否浪費與,同樣的金錢用於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完成品等問題,這情況下「假論」等同「結論」。某些宗教界人士主張信仰創造藝術,因爲歷史上很多好的藝術品跟宗教題材有關,這就是一種「假論」等同「結論」的主張。無神論者的反駁很簡單,假如當年並非宗教壟斷思維,藝術家會有更多科學題材的創作。某程度而言,這種「習慣」、「假論」主導的設計方式是對美感與自由思想的一種暴力對待,當這樣的設計品大量出現在公共空間中,人欲避之而不能,思維就會受到限制。

「假論」主導的設計有時候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為設計而設計」。這種方式比「假論」主導更值得詬病,因爲「假論」設計是為「假論」的目的而作,再不好也是一種主動的行爲,而「為設計而設計」是純粹被動的,以爲「設計」就是好,而不考慮設計的目的與意義,不考慮設計對社會與認知可能性的影響。這其實是一種惰性思維,不再去考慮事情本身,只要事情符合格式要求–「好看」,就可以接受。香港的流行音樂就是這樣的一種設計風格。不知讀者有否注意到香港流行曲一類每首樂曲的旋律、格式都差不多,甚至演唱方式都是大同小異?原因很簡單,唱片公司的一大部份利潤來自「K歌」的音樂影片版權使用權的出售,當大部分人視「K歌」為大衆、主流娛樂,唱片公司自然不會製作大衆不能「K」的歌曲;大衆又因爲有「K歌」的需要,自然又不會要求「另類」歌曲,慢慢就變成整個社會只有一種音樂類型,一種格式,一種標準,一種行爲。同理,很多人認爲示威「理性」、「和平」、「非暴力」,這些人並不過問社會衝突出現的根本原因,什麽是有效的社會運動,社會要如何改變,而只要求社會運動人士以一種格式表達「另類」、「非主流」的思想,這都是惰性思想的表現。設計、公衆討論、多元其實就在生活當中出來,非多元社會自然不能產出多元的創意。

「通用設計」是打破這種慣性與惰性得思維的一套很好的設計方法,並不只是「愛與關懷的理念」這麽簡單。它的理念是設計品應能為大多數人所安全地、有效地使用。因此,「效率」與「功能」主導通用設計,從功能上體現出「美」,讓「效能」展示一件物品的價值,缺乏效能的設計,不管它有多「美」都只是一種浪費,換句話說這並不是真實的「美」。要設計出適合大多數人使用的設計品,設計師需要考慮到人體工學、人類多元與共通點的問題,並不能想當然的把自己的思想、「假論」投射到設計品上–出現於設計品上的思想/設計必然是有原因的,不需要固定形式。換言之它是一種科學設計方法,是一套不斷推翻、修正、改善想法的思維體系。當一個人觀看、使用、把玩「通用設計」的完成品,他可以從一個觀察點想到很多問題:原來這樣就可以改善老人、小孩的生活;原來這樣障礙者就可以獲得服務;原來這樣婦女出門就可以更安全;原來這樣就可以減少所有人辦事的成本,讓他認識到他的習慣、固有思想並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說,通用設計的理念已經融入了公衆討論的元素,我想,這就是設計本身的目的。擴大「認知可能性邊界」,讓人去思考,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

我被捕了(論人民力量的抗爭策略)

我被捕了,在前天的七一遊行示威中。

今年的七一,焦點有兩處,一是反替補機制,二是反地產霸權。替補機制是完全反邏輯、無理性、違反選票原則的惡法,而地產霸權更不在話下,前者違反設計思維,後者扼殺創意生態。(可參閱本網誌之文章)

這幾年的七一,我都有上街參與遊行,很多保守的港人,會認為遊行沒有意思作為,只是政黨在做 show,吸納政治本錢,認為一些弱勢市民,只在洩洩怨氣,遊行示威過後,一切回復正常,繼續犬儒。

遊行的現實真是這樣嗎?我在之前的文章已說過,遊行示威只是整個社會運動的一部分,目的是表態,吸引傳媒作出報導,所以遊行聲勢越浩大,越能引起社會,甚至國際關注,產生輿論及政治壓力,但在香港,除了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能構成政治壓力,令前特首董建華下台,其後的遊行示威,都未能做到這效果。

久而久之,遊行示威多了,港人開始麻木,而很多港人亦以「假日行街散步」的心態取而代之,湊熱鬧,行完了事。所以這幾年的七一遊行,雖然我有參與,但亦覺有這種麻木感存在。

至於香港的新一代,以我的觀察,投入社運的年青人有兩批,一批是植根於當年保衛天星至今天菜園村,以「本土行動」為基礎而發展至今的「八十後」,這批年青人的學識及論述程度很高,亦有相應的社運策略,可惜背後資源微薄,而且相信「逢黨必黑」,有點反機制式的政治潔癖,所以行動多以自主自發,或以個人及小組結盟形式的「直接行動」進行,這種形式的社運有利有弊,只宜持久的游擊戰,因為政治潔癖,因此不能有效的在建制中做成衝擊及影響,所以不能構成具政治壓力的大作戰。

另一批是依附於社民連的年青人,被坊間冠以「激進」之名,這批年青人明白自身的現實處境,加上血氣方剛,相對於大部分保守及已成「既得利益者」的上一代,便來得「激進」,他們亦感到以往的示威形式是得不到實質的效果,因此將行動升級,作出種種所謂「激進」的行為。

另一邊廂,自從陳偉業及黃毓民兩位立法會議員退出社民連後,加入「人民力量」,人民力量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聯盟。前天的七一遊行示威中,我欣賞人民力量作出的示威策略,不乏設計精神,所以我加入了他們的遊行陣列中。

據電視台的報導,人民力量的大隊在遊行中被警方截龍,分成兩批,一批繼續往中環方向進發,另一批則停留在灣仔修頓外的軒尼詩道,我不知道這是否人民力量故意的安排,遊行,一般是一大班人不段的緩慢前進,很少刻意停留在遊行路線上的某一點,而灣仔的據點亦是香港人網的台站(人民力量與香港人網有密切的關係),廣播儀器一應俱全,可成為行動的「司令台」,其實人網在遊行前的節目中早己「放風」,暗示「不只行完便算」,灣仔據點有人網節目主持廣播叫口號,令停留人士保持其「溫度」,預先「收風」的人網聽眾會留下,其待「不只行完便算」的事情,灣仔據點是遊行路線的中段,所有遊行人士必經之段,可吸引非人網聽眾、非政黨或其它組織之入士加入,灣仔據點可看成人流中的一個緩衝儲存器 (Buffer),而人網節目主持的站台安排亦有計算,派出黃洋達這位甚具潛質的政治節目主持站台,絕對能牽動群眾高漲的情緒,反之早前官司上身的馬草泥則走在人民力量大隊的前方。

這個人流緩衝儲存器極為重要,因為人數是整個行動的關鍵,若人數不夠,便沒有與政府及警方交涉的籌碼,其實在晚上八時,灣仔據點所聚集的人數已非常多,人網主持說有一萬,以我自己的觀察,由灣仔據點遠望至軒尼詩道尾都是人民力量的旗幟,是我這幾年七一遊行中看見聲勢最浩大的一個組織,聚集人數確實比主流傳媒報導的更多,以往的七一遊行,毓民(黃毓民議員)都會在路線的中段站台,但今年部署似乎有點特別,亦不知是否刻意安排,兩位議員(陳及黃),分別在人民力量大隊最前的大舊(陳偉業)及在七一遊行大隊尾段的毓民(黃毓民),目的是否運用包抄策略,來網羅最多的持支者?

另一方面,灣仔據點亦是「進可攻,退可守」的,當累積有只夠人數,可繼續進發上禮賓府,但當有其它因素阻截,亦可留在灣仔據點作長時間抗爭,因為灣仔據點(香港人網的台站)附近有二十四小時食肆及公廁,亦剛在港鐵站口,論支援及解決生理需要是絕無問題的(這是站台人網主持強調的),就算沒有一萬,只有兩千人長期留守灣仔據點,就能癱瘓交通,構成逼使政府讓步的條件,除非政府運用武力及水炮,否則現今的警力是不能解決以千計坐在地上死守不走的示威者,總之關鍵在於人數。而今次行動強調的是實質成果,而不是政治 show,不是「行完便算」。

當人數差不多,與前方被警方截龍及後打回頭的大舊會合後,灣仔大隊便出發,因為是在等整個七一遊行大隊過後才出發,所以聲勢及焦點更集中浩大,組織更有效力,在由灣仔至禮賓府途中的考慮是警方會截龍,把人數打散,然後分而治之,為避免這情況出現,大隊的對策是人群步行的空間需緊密,若出現任何「異動」或警方阻撓,便全體坐下,這「招」確實有效!

要帶領幾千近萬的人步行上禮賓府而不走散或給警方「人潮管制」確實不易,最終大隊在中銀對開金鐘道被大批警方攔截,人民力量即時調動壯丁於前方,結果就如傳媒報導所言,警方在沒有預先警告下運用胡椒噴霧對待之,這點我覺得人民力量反而欠缺考慮,胡椒噴霧不是新鮮事,調動壯丁時應有全副「裝備」應付之,以防警方陰招對待,人民力量在行動中不段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時告誡遊行示威人士不要與警方有身體接觸,這點是做到的,我想這是具經驗的做法,人民力量相對於社民連,自控能力較強,這亦與支持者的「成份」有關,人民力量支持者所包含的年齡層較廣,行動考慮的因素會較多,盲目衝擊並不明智。

直至午夜過後,仍有大批支持者聚集於金鐘道,不能向禮賓府進發,我想因為策略的考慮,不能將全盤計劃於事前和盤托出,否則會令警方有相應的部署和對策,但早前於網台已「收風」的人士,其實早已有心理準備,無論停留在禮賓府或金鐘道,只要人數夠多,仍有能力構成與政府交涉的籌碼,而當時留在金鐘道的人數是不少的,若運用早前在灣仔據點預設的策略,是有機會逼令政府收回替補方案,可惜金鐘道的環境與灣仔據點不同,支援及解決生理需要的條件不足,加上相信很多在遊行中途加入的人,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亦可能沒有一個抗爭尺度的概念。

一時打後是一個分界線,疲倦、饑餓、想去廁所一湧而上,但金鐘道的環境並不理想,在警方重重包圍下,及留難進出包圍圈的示威者,示威者的意志是很容易動搖的,而警方清場前的心理戰也有一手,大批警方重重包圍如臨大敵,以視覺及聽覺(嚴厲的警告語調)動搖示威者的意志,設時限及警告示威者(若不離場便以非法集會之罪名拘捕),目的在時限前令他們自願離去。

而我相信很多過往都只是遊行式的示威人士,對這種抗爭形式必感陌生,而大舊(陳偉業)在警方快將作出拘捕行動前用「大聲公」向在場的人士解說被拘捕後的情況及處理方法,亦有勸喻老弱、小童、沒有此心理準備者、或有其它原因人士可選擇離開,我覺得這是非常恰當正確的做法,亦顯示出人民力量處理這種抗爭手法的成熟程度,雖然有人質疑這種做法會影響在場示威抗爭的人數,但這是必需的程序,避免將來有人以不知情而給煽動被捕的虛位而入,這也是組織對在場示威抗爭人士負責任的做法,可惜很多主流媒體都以煽情的手法報導,以衝動激烈的角度,掩蓋了當中理性及具組織力的一面。人民力量必定把示威者的安全放在首位,因為一旦發生意外,對示威者固然不好,整個抗爭行動也可能會給抹黑扭曲。

人數是整個行動的關鍵。結果警方在進行清場拘捕行動的前一刻,在場示威抗爭人數激減,由過千人下降到只有百多人留下,雖然如此,大家仍手扣手,躺在地上,我心知這次行動已失敗,因為沒有促成與政府交涉的籌碼和能力,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也有它成功的一面,其實只差一線,若留守的人數能保持不變,警方是沒有能力處理的,今回我們示範了一次小規模的公民抗命,扣留在警署的一夜,我看見有不同的人士,有男有女,可說是老中青皆有,最感人的是看見有視障者及白髮蒼蒼的老人家,即使今次不成功,但也可告訴你,這是有可能的。

我不是人民力量的成員,但對他們今次行動的策略及組織能力,非常欣賞,若能置身其中,必能感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