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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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西方的設計風格,同樣受到當事的文化、政治經濟及技術發展所影響,但對於香港人來説,那是模糊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留在大衆心中的仍是獅子山下的生活,「中產」形象及其生活的追求,仍未全面啟動,因此對於西方的「設計」觀念,當然非常陌生稚嫩。當時社會中的所謂設計,大都被看成是單純的美化工作,那時設計師一詞非常罕有,有的是「美工」(美術工作者),六七十年代香港的企業家,主導他們産品改變進化的並非什麼設計概念或主義,反之是被政治經濟、生活環境及製造技術所引領著。

如果認識西方設計史,當然理解「現代設計」這一概念的起動遠於六七十年代,當中烏爾姆造型學院(HFG Ulm)最被大家忽略,但它在西方設計史中的地位也同樣重要,如果大家所認識的包浩斯(Bauhaus)是推崇「具功能的藝術」,那麼烏爾姆就是把當中的功能及理性主義推上頂點的表表者,常見的例子是六十年代 Braun 的電器產品,沒有多餘浮誇的外型,純粹功能理性的表現,全反映在旗下的産品設計上。

「功能及理性主義」是什麼?這就是西方設計史中的「立場」表現,提出立場主義,帶動風潮,引領設計方向,但對於香港來説,遠遠沒有這種能力。六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的粗放期,大家首要的目標是生存,歷史背景告訴我們,對於一個以買辦文化而立足起家的小漁港,工業家要以自家的設計而建立「企業的自我完成」,對他們來説根本是無需的,工業家只會因應當時的政經及社會環境狀况,作出最敏銳快捷的轉變及配合,順勢而以獲利生存為首要目的。

因為大量新移民湧入,提供勞工密集的輕工業條件,穿膠花、做火牛、剪線頭是獅子山下的民間回憶,一般平民百姓的家居圖像,是碌架床、勝家衣車、華生牌電風扇、上海風格的暖水壺和洗臉盤等,對於器物是沒有所謂「設計」的要求(一種具立場,反映個人品味或價值的設計),當時的器物大可歸為兩類,「來路」(入口貨)及「國貨」(內地出産)。

至於當時西方社會的變化,對於設計的影響又如何?美國沒有受二次大戰的「洗禮」,西方國家由嬰兒潮(Baby Boom)至七十年代,可説是戰後的一個復原期,特別是美國的富裕社會,進入主面的消費主義年代,以往西方設計中所表現的現代理性主義,後來卻要臣服於以消費為目的的感性中,對於太純粹功能理性表現的設計,開始感到沈悶乏味,産品以消費為目的手段,浸入不少文化符號,六九年人類登陸月球,Eero Aarnio 設計出太空味濃烈的 Ball Chair,也正值 Andy Warhol 等一衆波普藝術家的興起,產品、家具及室內設計的色彩造型都混合了不少波普元素,如 George Nelson 的 Ball Clock 便是例子之一,六十年代被譽為「火紅年代」,是各類型平權、反戰及社會運動湧現的年代,反叛、顛覆及破棄舊有思維價值,是當時的文化表徵,反叛顛覆的衣服剪裁,有大領西裝、闊度誇張的領呔,最為該時代象徵的服飾,要算是「喇叭褲」及瑪莉關(Mary Quant)帶動的迷你裙熱潮,實質這些設計都是向既有現代主義中主張的理性及標準化,提出的一種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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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説六七十年代影響設計最深的生産技術,可説是模壓、注塑技術的提升,塑膠、玻璃纖維等物料的普及應用,令很多産品由木或金屬的外殼轉為使用塑膠,因此在外觀設計上更具變化,家俱上的設計,Joe Colombo 的 “4860” 膠櫈,是首張全一次過模壓成形膠櫈,其次名設計師夫婦 Charles and Ray Eames,更有很多這類技術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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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時的香港,最能體現這類技術對設計的影響,要算是玩具的「轉型」,常説港人的集體回憶是童年時的鐵皮玩具(Tin Toy),當然現今早以用塑膠取代鐵皮,作為外殼材料,其次值得一提是「紅A」這個本地塑膠産品品牌,令這個品牌興起的原因,是香港早年淡水資源短缺,六七十年代實施多次的「制水」,因而「紅A」的塑膠水桶大受歡迎,防漏、輕便耐用不生銹,當年紅A令人欣賞之處,是不會因為塑膠水桶大買而自滿收手,反而是推出不少深入民心的創意産品,包括六七十後不會忘記的漏斗櫈及可以當櫈仔坐的大空喼,但在當時香港的工業及社會背景,大部分的設計並非有策略及經刻意的規劃而出現,童年玩意「西瓜波」,便很能反映當時香港的工業背景及狀況(相傳是「注塑機大王」之稱嘅工業界翹楚蔣震發明),那種簡單、折衷及價廉表現出當時本地産品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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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是日本蓄勢待發的年代,日本也是當時唯一在亞洲擁抱設計價值的國家,當時香港人推崇「日本製造」,在電子産品方面,「原子粒」(半導體)的出現取代了舊世代笨重的玻璃電子管,令小型輕巧的電子産品百花齊放,日本 Sony 的神話誕生,小型的半導體收音機、彩色電視、三合一音響組合(收音機、唱盤及卡式錄音機的結合)以至後期的錄影技術,Sony 的研發推動徹底改變了當時的生活面貌,盛田昭夫真正能將 Sony 帶領至「企業的自我完成」境界,其次是日本車,在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中,日本車輕巧省油的設計,一支獨秀,揚威世界的汽車市場。

今時今日,新一代人,對六七十年代的印象已日漸模糊,時代不段演進,今天大家以「中產」自居,但對產品設計的「立場」仍有否要求?消費主義是否仍引領大家對設計不斷的需索?當 Sony不再雄霸電子産品的市場,汽車也不再以省油為指標,對比今天的設計,從中能學習得到什麼?我們是在進步、倒退,還是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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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維?

經常與友人茶聚聊天,都談到設計工作上遇到的問題,話題都離不開種種出現於客戶,老板或同事間之現象,說到這個客戶根本不明設計是什麼一回事,也談到那個做設計的同事,沒有主動向客戶提出疑點問題。回想起來,談到的多關人,事與過程,反之設計品的好與壞,只是結果。

經驗豐富的設計師,一定明白這點,出色的設計,多是天時,地利及人和的配合,並非靠單純的靈感與才華便可。因此曾有成名的設計師,提出「揀選」的重要,客戶與設計師,不能同床異夢,若有能力,盡可能揀選合適的客戶或設計師去工作。這說明什麼?就是客戶和設計師的前期了解,事前的咨詢和資料搜集,設計師需理解客戶的品味要求,客戶亦需查看設計師過往作品的風格屬性及工作模式,雙方配合,才能合作愉快。但就不少同行友人的經驗,以往很多經由朋友介紹的客戶,他們根本連設計師的「往績」都不欲了解,便急於找人提供設計服務,或把設計服務,看成一種簡單的買賣,最後當然是不歡而散居多!這就是設計中的「人,事與過程」。

歸根究底,所謂「人,事與過程」,其實建基於一種土壤,就是我們的思維模式,因此近年在設計界,開始談起「設計思維」來,強調過程和方法的重要,其實設計思維並非設計師的專利,而是人人都應擁有的一種思維模式,因為廣義的設計,是超出職業設計的範疇之外,而是涉及到生活中每種事情,小如穿什麼衣服上班,房間如何佈置,家庭開支如何分配等,大如一個文娛發展區的規劃安排,政府財政預算計劃等,全都是一種「設計」,與職業設計無異,都是為了解決特定的問題,或滿足某些需要,是設計思維的體現。

基本上,除強調創意外,設計思維的重點在於資料搜集、調查研究、資源分配、權衡輕重及理性邏輯上,而需具備尋找及理解問題、溝通指引、綜合、分析、判斷及辯證的能力。

德國人重視技術,及以理性邏輯見稱,所以能創造出平治和寶馬這些汽車品牌;新加坡舊區保育的成功,是因為在資源分配及權衡輕重上作出適當的處理;無印良品的產品開發,就是善用網上渠道,廣為搜集用家的資料意見,綜合分析,繼而改良或推出創新高質的產品。這些例子,不是說明它們有多少天才橫溢的設計師,或多少闊綽開明的客戶,而是一種構成優質「人,事與過程」發生的思維土壤。

本地已有設計推廣機構,著手於培訓中學生的設計思維,外國的名牌大學,也在商管系的課程中加強設計思維的培訓,目的是要未來的企業決策層,能擁有像設計師般的思維模式。而「設計」這一詞,在一些先進的歐美地區,早已不是一種概念迷糊的技能,而是一種通識。

政府把創意產業納入為發展重點,近年亦投入不少資源,扶助設計行業的發展,但有時想到,本地設計發展的最大障礙是甚麼?是人材不足?那麼試想想每年本地的設計畢業生有多少吧!技術資源不足?那我卻不認為香港這個資訊發達的社會不能作出相應的支援。說到底,就是設計思維的貧乏,這種思維被誤解為只是設計師的專利及責任,而普羅大眾,當中包括用家、客戶、廠商,及投資者等,便不明白這種思維的重要性,更不知他們就是整個設計過程中的重要關鍵,現今無人不知道「設計」的好處,可提升生活質素,替產品增值等等,但當介入與設計相關的事情,或在日常生活中,便完全不著重設計思維的運用。

不希望「設計思維」只淪為一種泛濫的言詞,它是一種新思維?非也!在一個文明現代的社會中,其實它早已存在,但當一個社會變得急功近利,思考,溝通和辯證都看成是浪費時間人力的時候,這種思維土壤就早已不復見。

Photo 1. 「政策」就是一種資源分配的設計
Photo 2. 「教育」就是將人「社會化」的一種設計
Photo 3.   德國重視知識及教育,被譽為「現代設計學院鼻祖」的 Bauhaus 源於德國
Photo 4.   無印良品研究所網頁
Photo 5.   公眾可向無印良品研究所的項目,作出投票及提供用家意見

Photos from Wekimedia Commons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