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功夫,虛有其表

近日城中熱話「MMA 徐曉冬十秒 KO 太極拳」,MMA(Mixed Martial Arts)又稱混合武術、總合格鬥技、無限制格鬥。先不管背後是否有什麼陰謀炒作,單看網上片段,徐曉冬的確以極短時間把那位「入形入格」的太極拳手擊倒,隨後徐曉冬更高調向各方比武約戰,民間紛紛討論中國功夫是否「唔打得」,徐曉冬更出言「李小龍也是業餘的」。

其實 MMA 有點像街頭打鬥,至少比賽的限制會降到最低,那大家有沒有看過真正的街頭打鬥?甚至真正參與過,有沒有看過「功夫」運用到其中?我從沒有看過在街頭打鬥中有人使出「虎鶴雙形」,當然沒有看過太極拳如何化解迎面而來的飛腿,我看到真正的打鬥,都是非常凶狠,雙方搏鬥活像野獸,憤怒掩蓋理性,沒有一秒的思考,只要一有虛位,拳腳便到,目的只是令對方得到傷害,受到教訓,而自己得以洩忿。

沒看過真正的街頭打鬥,也會看過電影中的武打吧?經常想像真正的古人怎樣運用「武功」於打鬥中,若 MMA 高手對決少林氣硬功大師,大師使出「金鐘罩」,那 MMA 高手會否一籌莫展?即使近年流行的「詠春」電影,我也很難想像詠春如何對付活像野獸一樣的攻擊,更遑論真能以一敵十?年少時參加過柔道班,導師說柔道是古代日本士兵的搏擊術,因為士兵需穿著厚厚的盔甲,所以便衍生出這種搏擊術,這點卻言之有理,但今時今日,街頭打鬥是不會預先穿起盔甲的。(但柔道的技術優點也會被吸納到 MMA 中)

李小龍就是看得到這個問題,於是提出改革中華武術的觀點立場,最終創立了截拳道。有研究過李小龍的人都知道,李小龍年少時經常在街頭「實戰」,然後把經驗繪圖紀錄,再檢討思考,西方人稱他這種行徑為 Scientific Street Fighting 的研究,大家都知他早年學習詠春,研究現今中國武術的弊病,思考各種搏擊術的優決點,包括西洋拳,泰拳等,所以他的武打是混合了不少門派,實質上他是 MMA 的始祖。其實李小龍的武術研究,過程與現今經常提出的「設計思維」非常近似,先以自身的真實體驗去找出問題所在,經調查研究後,再去思考及確立問題所在,他界定以最快及直接的方法去擊到對方為目的,所以成為截拳道的基礎理念,也就是除去一切無助達到目的的枷鎖限制和那些只有姿勢形態的套路,所以在截拳道中的哲學名言是「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在李小龍的搏擊中都會看到西洋拳的節奏和彈跳步伐,泰拳狠勁的身體運用,而在搏擊中發出的奇特聲音,也有「擾敵」之作用,換言之,這就是設計中的發展階段,亦即進化和修正,李小龍是名副其實的「武術設計師」。

不問意義,徒具形式,這是不少人的生存形態,也顯現在文化層面上。藝術家艾未未就指出現今我們欠缺的是一種現代精神,這種現代精神並非指物質或科技上的進步,而是指對事物的求真精神,今天的中國功夫有否它的現代精神,還是已歸類為一種沒有真正搏擊能力的運動或具藝術成分的表演?或許此文刊出時,事件已經冷卻下來,但對於中國功夫是否「唔打得」,套用在工作或人生上,此問題更令人自省。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試鏡中的李小龍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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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故宮,不是抽水,我想替靳生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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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故宮一事鬧得滿城風雨,設計界前輩靳埭強先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曾發言認為「直接委托」建築師嚴迅奇其先生擔任香港故宮的設計,是明智的做法,此話一出,惹來不少批評非議。
首先要表明筆者的立場,對於空降在西九的故宮博物館,我並不贊同,特別是林鄭對整件事的處理手法,程序上之不義,令人嘔心咋舌,但見整個設計界對此事無動於衷,也沒有對靳先生的說話作出回應討論(無論業界或學界也是如此),因此我想藉本文去談談靳埭強先生的「直接委托」說法。(只集中在他言論上有關直接委托設計的做法)
我曾在 2004 年香港設計師協會的會刊中發表「思考比稿」一文(1),希望藉文章去加強當年反對「無酬競稿」(free pitch)的討論基礎,事件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況有否改善?沒有統計研究,所以不知。其實這篇文章的一些觀點,正好支持「直接委托」的做法,至少我認為在香港這種背景下是對的,文章中的這些觀點包括:職業設計是一個「整體性」的過程,當中包括與客戶間經常性的互動溝通,所以不能以「一站式」(一個比賽或作品徵集)的方法去決定誰是最合適的人選(或公司),又因設計當中涉及藝術及風格成份,香港又在「對設計評審的薄弱理解」中,特別是在藝術及風格成份對判斷有大影響的設計,若單純以整個設計工序中的 “end product”(設計品)去判斷設計是好是壞,是危險及不可靠的,其次要避免民粹式的設計公投,歷史及在設計實戰情境中已告訴大家這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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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文章中還提出不少論點去探討採納正確設計的是與非,但大多對應於商業設計的實務中,但西九故宮可以納入「公共設計」的範疇中,而且是爭議多年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一部分,而國際的慣常做法也不是以比賽或作品徵集形式進行嗎?
無錯,我認同這一點,但只在於公民意識強,文化藝術水平高,對設計有理解,懂得如何討論及辯證設計的地區城市,即使如此,質素高如日本,也會選出疑似抄襲的標誌,煞停從 46 組設計團隊中選出的 Zaha Hadid 主場館設計(2020 東京奥運),那香港又怎樣?是有這種質素的地方嗎?這點我並不知道,但卻可以看看這個地方過往種種公共設計的「往績」,當年中央圖書館的現代與後現代之爭,實質是背後官僚權力之爭;十元紙幣(花蟹)的設計,當年的財政司長梁錦松一句「見仁見智」,我相信所有設計學院應該關門大吉,不要誤人子弟;第一代香港品牌飛龍 logo,由專業公司主理,調查研究過程亦開明民主,結果事與願違,劣評如潮,是誰的錯?其實是政府 design brief 的方向搞錯;最值得各設計院校拿來做教學例子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第一輪的大師作品,也不是由比賽形式選出來嗎?但為何又搞到推倒重來,大師的「天幕」作品通通要掉入鹹水海中去?正如靳先生所說,這是「浪費創意」,時光倒流,回到廿多年前的設計界盛事「全港區旗區徽設計大賽」,是當年幾乎每位香港設計師都會參加的盛事,作品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但結果如何?結果是由權力核心直接委托建築師何弢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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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公共設計由公開徵集或直接委托的形式跑出來,都各有其優劣處,用直接委托的方式,最好有足夠的理據去交待「點解要揀佢?」,否則就會給人一種「靠關係,益自己友」的疑慮。西九故宮本應是一件單純的事情,可惜落入林鄭手中,成為態度強硬的政治事件,而大家都沒有對靳先生所說的「直接委托」作出冷靜客觀的思考討論,是因為它與林鄭的處理手法直接扣上,而又忽略所說「直接委托是明智的做法」中的「明智」,就算是商業上的設計 pitching job,熟行情的人也會先了解客戶的背景、屬性和處事手法,才決定是否參與,我想只有在本地設計界中經歷多年的同行,才會明白何謂「明智」之意。

(1)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 Xpress, Hong Kong :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Volume 9 P.10-13, 2004

為了簡約,你可以去到幾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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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上流傳一則報導,説日本一些人實踐簡約生活,家中物品盡量減少,衣物也選用最基本的款式,影片中的家居空空如也,只剩下一檯一椅……
前陣子也有關於人到中年的電影題材,提及年青人與中年人的分別,就是年青人會不斷增加身邊的物品,而中年人則希望盡量減少身邊的物品,只因累積的物品,已不斷侵佔有限的生活空間。
經常有這樣的想像,自己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張書桌、一張椅子、床和放衣物的箱子,這樣便足夠了,其它的東西,只會帶來煩惱。經常有人提出這説法,就是人一生實際需要的東西是很少的。我也在以往的文章中提及,物品和回憶的關係,很多時物品是回憶的載體,我們把物品留下來,主要是留住回憶。
但身邊的物品,有多少是值得留下來的?把身邊的物品分纇,會有什麼答案?我相信很多人擁有的會是圖書影碟、波鞋牛仔褲、女孩的會有大量衣飾或毛公仔,難到這就是充斥他們一生的回憶嗎?事實上,我們會為了這些東西而感到煩惱,香港的生活空間狹窄,我們不知如何處理日益增加的物品,如何安放和清潔這些東西,因此近來迷你倉其門如市。
現今的世界被設計成「我消費故我在」,消費被誤認為「活著」,要不斷的去消費購物,為的是稀釋上下班的沉悶規律,不斷去「更新」自己的衣飾,很多時都不是因為舊有的不能再穿,而是為了別人的目光和認同,以前有不少人瘋狂的在快餐店前排隊換領卡通公仔,拼死要集齊一套,這種難於理解的行為,其實莫過於只想在生命中尋找一點「堅持」。現今社會不少與物質相關的,看似唯物,實質唯心。
實踐簡約生活不侷限於減少物品的屯積,看看口袋裏有多少張信用咭,租用了多少個電視頻道,看看月尾的月結單有多少,它們佔據了你多少時間,耗用了你多少心神精力,到最後你得到的是什麼?失去的又是什麼?
哲學家康德有這樣的看法,他認為一般人所渴望的自由,或對自由的理解,就是能隨心所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要什麼就要什麼,但康德認為這剛好相反,那正正就是自由臣服於慾望之下,那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康德本人也是過著非常自律的生活。實踐簡約生活,不少帶有禁欲意識,但卻能重尋久違了的自由感。
一些設計師看穿了這種煙幕,反思設計的意義,走回物品的源頭,重新思考物品與生活的關係,於是他們不再去設計物品,反之設計人的生活方式。這不是要大家重回清教徒的生活,跑到深山隱居或當個現代魯賓遜,而是如何簡化生活而又能配合現代社會的需要。例如簡單健康的飲食習慣,採用一些耐用和易於保養打理的物品,利用公共交通和單車代步,過濾日常所接收的資訊,共享資源而不一定要自行擁有,每天在心靈上給自己一點靜下來的時間等。
人到中年,最令我渴望的兩種快樂,不是榮華富貴,或有什麼「物質」來顯示人生的合格證書,而是小孩子的空白和無憂,回想小孩的時候,口袋裏一毛錢也沒有,身旁只有一個膠皮球,站在窗前呆看遠方的高山白雲,也得一天的快樂無憂,而今天也漸明白「本來無一物,可處惹塵埃」的道理。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創客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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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工到設計師,繼之設計顧問,現在Maker「創客」出現了。
現今在職設計師的工作模式,多是概念構思,再在電腦上繪圖,而實物的 Prototype 多交外間的工作室或「打板」公司製作,而製作費也非便宜。而 Maker「創客」,最簡單的理解,類近現今的「手作人」,當然創客的概念範圍會更為廣闊,總之由概念構思到親自「落手落腳」,把東西做出來(包括成品或 Prototype)的人,都可稱之為創客。
在一般設計公司或大機構當設計,會明白設計方案的策劃及執行程序是如何繁複,但創客的創作形式則不同,當避開了公司的層層架構或繁複的人事決策程序,創作更顯靈活自由,因創客多是業餘性質,創作出來的東西,成功的會有人賞識,或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就算失敗,也不需負上什麼沉重的商業責任,創客就像打遊擊一樣,成本低,自由靈活,偶爾便會殺出一條血路。
現在歐美國家,都有很濃厚的創客氣氛,各大 Maker Faire  紛紛冒起,互聯網上也有不少活躍的 Maker 頻道,Maker 在歐美國家的湧現,首先與其文化及生活空間有密切關係,當創造成為一種普及興趣,也樂於從自行製作(DIY)中尋找滿足及自我完成,再加上生活空間廣闊,不少人都能有自己的工作空間,地庫車庫經常改裝成工作室,在這種環境下,Maker 的孕育自然變得容易。事實上,近年催化 Maker 冒起的兩個主因,分別是個人化製作技術的普及提升,最重要的莫不過於 3D 打印的出現,令很多部件及Prototype 都可以更便捷及低成平的製做出來,而設計軟件,製作資訊在互聯網上的普及也幫了一把。
要推銷一個單純的設計概念,和推銷一個已經測試的 Prototype 是不同的。以往不少紙上的設計方案遭遺棄,因它仍停留在一想像的階段,但若能以較低成本把 Prototype 做出來,把它放在真實的情境中作測試,那設計的説服力便強得多。
第二個主因是「衆籌」crowdfunding 網站的出現,一件産品能否在市場上成功,非單是設計本身的問題,背後還有很多市場因素,如價格、定位及競爭對手等,而大企業有能力在産品設計前作較全面的市場研究,但獨立的 Maker 就未必有這種能力,而衆籌網站就能夠把設計直接呈現於用家眼前,由用家用支助形式去令設計面世,若能集合足夠的家用支助,達到預設的金額目標,該設計便能獲得這筆金額去起動及實踐出來。衆籌網站對Maker來説是籌集資金的一條途徑,因為衆籌網站能直接面對潛在的用家,因此一些大企業,也會利用衆籌網站來作為新設計的市場測試。
現今全球各國都認定「創新力」為國力的第一要素,Maker 更被視為是新一波的設計生產模式,若香港人仍只視 Maker 為一班業餘嗜好者,那眼光視野就太短淺了!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From Jonathan Juursema (Wikimedia Commons)

設計左與右(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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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地鐵的入口旁看見一些義工,是希望路人支持「政府應補助貧窮家庭子女的課外活動津貼」,我看見滿帶熱誠的義工在努力宣傳,突然有一狂漢跑出來,大聲的痛罵這些義工,說政府不應養懶人,說自己那一代怎樣不靠別人,只憑一雙手打出生天……
那是在深水埗(香港兩個貧民區之一)地鐵站發生的,並不見得那個狂漢是甚麼富有人家,只是一身爛笪笪的裝束。坦言,我當時是憤怒的!
有一年,公司的網站要重新設計,我和同事找來三間「中檔次」的設計公司報價,不約而同,三間公司的報價非常接近,約在萬八至兩萬之間,我和當了多年設計的同事都「打了個突」,為甚麼價錢會是這樣低,其實我和同事在報價前已準備好所有資料,去解釋所需設計的規模,是絕不會發生誤會的,依我們估計,這個網站最快需一至二個月時間完成,憑我們多年的經驗,那是需要一名資深的網頁設計師運用大概三至四星期的時間完成,加上要外聘電腦程式員去編寫附加程式,在成本上還須加上公司的燈油火蠟,客戶主任、老闆的工資及利潤等等,而且設計無可能“Take one”就OK,來回三四次,這都是成本。
最後,公司來了個「新老闆」,利用自由市場的競爭去「壓價」,結果壓到萬七,還要「老屈」這些網頁公司各自交出首頁的免費設計以選用合意的公司,結果「新老闆」從這些免費設計中選了一間公司,誰不知「新老闆」三心兩意,對自己的選擇又有所懷疑,在與對方簽約後要求對方再出多一個首頁設計,即使簽了合約,這個「新老闆」最後還是棄用這間設計公司,這場遊戲足足玩了個多月,在棄用這間設計公司後,我們才知道公司即使簽了約,但按金則遲遲沒有收到。
事件當中還有一段插曲,就是當我們去準備完好的資料,作為 design brief 給設計公司的時候,我們須要「新老闆」的協助,提供資料做 design brief,但卻給這位「新老闆」責怪了一頓,理由是「我們付錢給人家工作,幹媽要插手,這些資料他們自己懂得找……」
對此事,我和同事都百感交雜,當然站在自由市場的立場上,你有「自由」和「選擇」,如果你是那些設計公司老闆,大可一句「不接這生意」,但如果這種惡性競爭之火燒到你那邊廂,你公司有十多人要養,自己有一層幾百呎的樓要供,仔細老婆嫩,還捨不得那部剛供款的新款房跑車,你一定會接這生意,反正你的手下全是「包薪」的,做八個鐘、十個鐘、和十二個鐘一日都無分別,你一樣每月給他們一個定額的工資!萬七元個半月做上述的這個網站,對執行工作的設計師來說,一定會是一種剝削。
那位設計師,要「嘔」幾個免費設計,無 Briefing 加「盲公射箭」,人工僅夠糊口,在一個月內更每日給老板客人「操」足十幾個鐘,無價值,為了客戶難以捉摸的個人喜好,真的連自己在做什麼都不知。
以前,若我身邊有這樣的設計師,我會對他冷笑,說:「不服氣?你有選擇,你可選不幹,幹嗎那樣抱怨,怨天尤人!」無錯,那時我認為最好的反擊,就是不幹!我天真得有這樣的一種邏輯,認為那些公司,營運有問題,接一些下三流的客,一定找不到好的設計師加入,慢慢這些公司會給「自然」的淘汰!好壞優劣的設計師會跟自然法則,各自流入合適的崗位中,好壞優劣的設計公司,亦會跟自然法則,汰弱留強,正所謂「良幣驅逐劣幣」。
多年後,我發覺這種想法是錯的,當初的說話,甚至有點「風涼」,因為我當初認為的「選擇」,其實只建基於個人的自由背景之上,但對於很多人,其實是沒有選擇的,人工的三分一給了家人,一半給了地產商,僅餘的留自己食飯搭車,停一個月都危危乎,加上找另外的工作動肆一年半載,那你說還有甚麼選擇!
或許你會說,這畢竟也是一種「選擇」,當初為何選做這一行?為何選那間學校修讀?為何應聘那間公司?或許你認為這些「選擇」都是基於你對「自然」之下的明智回應和決定;我認為當初為何選做這一行,是我認為這行有前途,能滿足我的興趣等,是根據當時的觀察而作出的明智決定?若我說這一切都是由某些人在一知半解下替你營造的假象,而在你懵然不知的情況下認為這就是事實,那又怎樣算?我認為選那間學校是因為它能配合現今人力市場的考慮,誰不知有人在你旁開辦成千上萬的什麼學位課程,那又怎樣算?應聘那間公司,是因為那公司能一展我之所長,誰不知一個高層改組便令你的一切計劃泡湯……
其實所謂「自由」或「選擇」,都必需在公義之下才有意義價值,而我們所謂的「自然法則」,亦只是騙人的花招幻象,我們的一切活動,根本就沒有所謂「自然」可言,當中充滿無數的人為介入和干預,只有拋棄公義、拋棄人性、沒有憐憫、沒有同情,見死而不淚下,才能回到最原始的森林,去回歸真正的「自然法則」,世上沒有「平等」,強者的生存依靠壓倒性的力量,而弱者面對強者下的生存法則,就只有寄宿在大量繁殖及死亡的循環中,即高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旗幟!
多年前,本地有個文化產業的論壇,香港之子,鬼才黃霑在台上發言,當被問及政府應如何協助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時,他直接了當的引用「恐龍絕種」作為比喻,他認為政府應該盡量不「插手干涉」,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應像「自然法則」一樣,它能生存下去,就生存下去,不能生存下去,就應像「恐龍絕種」一樣,我們也無能為力,這正正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
他的言論一出,引來台下熱烈鼓掌,我想大概是因為大家認為當時無能的香港政府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糕,所以最好盡量不干涉!
多年後,黃霑先生去世,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卻宣報香港流行音樂「已死」,一代樂壇鬼才,曾創作過無數光輝作品,最後卻宣報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這是否有點荒謬?我想在十年後,二十年後,他的作品在這土壤上還會留下些甚麼?
再回到上述的萬七元網頁設計,事後同事已多番提到,他所相識的設計朋友或公司,已經放棄網頁設計這一行生意,早前與專做網頁設計的公司老板聊天,他更大談網頁設計大勢已去,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多年來我們不是大談什麼矽谷效應?談什麼資訊互動設計?一大堆像天上繁星的設計新詞,洶湧至大大小小的研討會、名人專訪、雜誌傳媒,而現今的境況,是實情?還是我們只是井底之蛙,看不見井外的一片天空,看不見凡人之上的設計貴族,或寄居在天堂之上的設計公司。
坦言,為黃霑先生之「恐龍絕種」而鼓掌的人,正正就是一種擁抱「大市場,小政府」的保守右傾思想人士,是亞當斯密「無形之手」的默認信徒,以「市場自動調節」為教義,堅信政府的「不干預」為發展之原則。
我常對朋友說,其實香港是一個政治的實驗體,陰謀論而言,殖民地政府暗地裏營造了一個培養「森林效應」的經濟環境,刻意製造地少人多的假象,繼而利用相應的土地政策推高樓價,強調(偽)低稅制,及製造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目的是以高樓價作為所有發展及工作生存之中樞動力,及培養這個「自由主義下之經濟森林」,在這裏便可預視在最少干預下之市場活動,觀察趨向極化的資本主義狀態,因此多年來香港都沒有出現像樣及有力的工會組織,沒有最高工時最低工資的人道規範,被教育得不會為社會公義而激進得上街「暴動」的年青人(直至今天),以往一直強調的「積極不干預」,目的就是讓這個森林履行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而那個在街上痛罵那些義工的狂漢,就是這種生態的反映。

Photo: 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倡議者,視香港為最能履行其理念的城市。

再投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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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寫了不少以創新及研發為題的文章,今天的新聞,資源投放在創科上的報導又再出現。另一邊廂,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引述當年蘋果教主 Steve Jobs 的自我訓斥,説其犯下的錯誤,就是把技術導向放在產品導向之上。兩件事説了什麼出來?
讀者可能不太明白我説什麼,首先兩個概念,即「產品開發」及「技術研發」,先談「產品開發」,或許你會想像大家想要一件怎樣的新產品,舉例説,電話除了可以打出及接聽外,你還想它可以怎樣?電話的目的是溝通,但一些東西是很難用語言傳達,要看到才能明白,於是你想像電話附有攝影功能,並能傳送影像,如此類推,結果今天的「電話」已非電話,它是一台「手機」,包含多種溝通及訊息功能。這是一個產品概念,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你會研究人們是否有真正的需要,如何能有最好的使用方法,會帶來什麼好壞的結果,或它根本可以用其它東西及方法取代等,當然其中的商業及利益因素也要考慮在內。
好了,你有了這樣一個美好的產品概念,接下來你會問:「這樣的東西能做出來嗎?」,那就是技術研發的範籌,能將攝影功能放進體積細小的電話中嗎?最細小但又高像素的感光部件能有嗎?這都是技術研發的工作。大學裏也有不少科研項目,成熟後再轉化為技術,起初大家都不知可以拿這些技術來幹什麼,直至有相配的產品或用途出現,才能把它發揚光大。但無論是產品要求技術,或技術衍生產品,我們最終要的是優質產品,只會關注手機還能做什麼,卻不太理會內裡的運作原理。
「開拓人們對生活及產品的想像」極為重要,這全都可在外國著名的創科企業裏看出來,香港的工業卻完全沒有這種文化土壤,他們大部份都是代工商(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或原設計製造商(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的階段,即使是 ODM 的廠商,其所謂的設計及研發,也只是外觀風格、用料及顏色上的改變,亦只能把設計賣給外國大品牌的二三線產品中。
我曾在 ODM 的廠商工作過,經常揶揄當產品設計的同事,説公司的所謂研發方向,很多時都只是老闆或客戶經理從他們那些買家裏聽回來的產品要求,而終極目標是他們肯「落單」,但那些「買家」究竟是什麼人?他們絕非是那些大品牌的第一二把手,其實很多都只是公司的採購部員工,按上級指示或市場部指引去向廠家買貨來填充其產品線,因此外國大品牌的客戶,一線產品有其自身研發班底及脈絡,用不著你來設計提議,而小客戶也無能力去選購你嘔心瀝血的研發成果。
創新科技要結合到工商業裏再成就起來,首先要脫離香港長久以來的買辦文化,企業要以自主品牌及「產品開發」為首,否則科研或技術研發的成果,大多只會得物無所用(極其量出來的科研技術只會賣到外國的廠商去),但就這點,談何容易。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科學園

美食車乜乜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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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工廠區附近工作,午飯時候都有輛「美食車」停在廠廈附近賣飯盒,早年香港工業盛行,工人難找午膳的地方,都會幫襯這類「美食車」,其實只是客貨Van一部,售賣預製加熱的飯盒。
「美食車」這個稱號只是一個概念,凡是有輪的都可稱之為車,在車上售賣食品的形式可以有多種,以往的街頭熟食小販車,其實就是美食車的一種,現在説的「美食車」多是一種具附加條件的概念,如外型較大,有動力(汽油)驅動,內裏有較完備的煮食器材,較衛生,或以較現代管理模式營運的,像歐美流行的 Food Truck 便是。
美食車這個概念的關鍵所在,就是流動,因為在某些地點售賣,人流在整天的經營時間裏未必充裕,所以需要流動,早上在商業區賣早點,中午在學校區賣午膳,或晚上在遊客區賣特色小食,這種流動是針對一些特別地區,那裡找食肆較困難,或所提供的食品種類有限,這種流動形式,是美食車經營之道。
不少人把美食車和一般食肆的概念混淆,認為兩者的存在會構成衝突,其實兩者的形式不同,不能相提並論,美食車沒有固定的食堂座位,煮食器材、空間、所提供的食品種類也不能與入舖食肆相比,你總不能以「掃街」(幫襯街頭熟食小販)代替與你女友(或男友)的燭光晚餐,也不能説電影光碟會影響戲院生意而認為這是不公平,要把它全面禁止。
在設計概念上,形式必需與功能或內容配合,美食車這種形式,必需有配合的食品出售,以往香港的街頭小食,為何會是魚旦、牛什、雞旦仔?這都是在街頭售賣及與其煮食方法相關,煮食速度、所需器材、材料準備及儲存、成本和利潤都是考慮因素,童年時的街頭小食,種類繁多,而且多以小販自家的獨門功夫製作,非常美味,實在是城市的飲食文化精品,因為當時的小販政策與現今有異,也因為街頭熟食小販的門檻低,加上流動,所以往往在街頭上都有所驚喜。自從小販政策改變,這種城市飲食文化由街頭轉移到租金高昂街舖,小食的種類銳減,也因為租金高昂,需降低成本,食品轉為中央取貨模式,味道變得一式一樣。
以往的街頭熟食小販,因為門檻低,所以規模細,加上流動,所以聚散自如。童年時常見小販會聚集於公共泳池門外,或在戲院旁,都會一人一檔,一字排開的賣涼果、烤魷魚、鹽焗雞脾等,能令人們有較多的選擇。「聚散」應是本地美食車的一個重點,香港的城市環境狹窄,街道沒有外地的寛闊,要做到聚散的效果,美食車的設計必需細小 compact,才能聚散於各售賣點,提供多款選擇。以往不少文章也提及港式設計文化需具備 compact 的條件,一人一檔的街頭小食,車細而只賣一款食品,檔主會更專注的去精心製作,反之食品的多元就得靠小販們的聚合去促成,互相補足,若大型的美食車在本地的環境下不能達成聚散的效果,就很難去平衡食品的多元、質素及成本這三項要素,情況像是把現今入了舖的小食店搬到車上,騙到遊客也騙不了本地人。
其實本地的美食車應該如何,以往的街頭熟食小販已累積了不少有價值的經驗,甚具參考價值,只需將這些經驗再去檢視改良,或加點新思維,便會成為正宗的本地美食車,不必把舊有的全盤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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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筆者設計的 SideHawker 和 FoodTr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