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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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石硤尾美荷樓旁的一片地,而我是首批進駐附近藝術中心的租戶,自 2008 年起,我看著這片地的變化,2008 至 2015 共 7 年,這片地主要用作放置建築材料,最初是長期用帆布圍著,路人看不見內裡情況。

當你每天看著新聞説香港鬧土地荒,政府難覓地建屋,更理直氣壯的把一些問題直指是「土地的問題」,聽來像説資源短缺,而「土地」更像指天然資源,那你只會感到政府唯有盡力以為。
所謂「土地的問題」,是伴隨著我從小孩到現在的社會問題,小孩不懂事,以為問題總會有人去解決,更在將來的一天會解決掉,於是十年後、廿年後、三十、四十年後,原來「土地的問題」有如太陽一樣,會每天每年都出現,它告訴你這個問題會永恆的伴隨著香港。

所以今天你再説「土地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至少我不相信會有人真正的去解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本應是規劃的問題,規劃不像交通醫療,直接受市民問責機會不大,而且帶有一種專業的神秘色彩,如何運作?規劃的知識是什麼?外人所知極少,規劃雖不是交通醫療的那種直接民生,但它卻是幕後總黑手,間接控制著社會的一切。

美荷樓旁的這一片地,在市中心位置,用作放置建築材料共 7 年之久,真的很想從政府規劃及土地使用的角度來理解為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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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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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網誌上與網友談及「規劃」的問題,似乎香港人對「規劃」這兩個字有某種敏感,一説規劃便不安。

香港人對政府的規劃,常有一種抗拒,規劃意味著一種介入,改變既有的情況和秩序,規劃得不好,殃及池魚,把原有好的也弄垮。事實上香港有很多例子,一些地方原有的社區關係、風味或文化遺產,一經規劃,便會慢慢消失。

曾被稱為經濟動物的香港人,對規劃也異常敏感,因為規劃意味著自由的限制,香港年年被排名為最自由經濟體系之首,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規範少,商家投資者無拘無束,活動自如。已故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弗利民(Milton Friedman),他主張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認為政府的角色,最好能對社會的介入和干預減到最低,香港被譽為弗利民之子,也被稱為其主義的實驗品,在香港的殖民地年代,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當時的英美領導人戴卓爾夫人及朗奴列根,也是這種主義的崇拜者。

因此「規劃」對很多港人來説,有如暗角裡的幽靈,大家在過往的日子中享受了「不干預」的甜頭,相信「有機發展」(organic growth),相信在非規劃的環境下才有自由的競爭,因這種競爭而帶來進步。

其實這種想思源於自由主義,當中以自由平等為原則,但很多港人卻不了解其底蘊,自由的前題是平等,意思是每人都要站在同一的起跑線上,那打後的才算真正自由的選擇,而你將來的成敗得失,全因你的選擇而成,與人無尤,你不會被逼作出選擇決定,因這裡預設了一個公平的起跑線,但若政府過度的規劃干預(特別指福利主義),就會把這種原則扭曲,破壞了競爭的公平性。

但從「建構主義者」的角度來説則是另一回事,建構主義者相信每一件事都是被建構出來的,每件事都有其前因後果,都有被其建構出來的目的,言下之世事或個體並非如想像中那麼獨立自主的,你之所以有今日,是因為背後種種成就你的因素所構成,縱使現今社會看似設立種種「公平的起跑線」,但事實上那並非是公平的,正如社會的教育政策,發達社會會對人民規劃一套龐大的教育政策,這種規劃除了因社會整體的政冶及經濟利益的需要外,更甚的就是要設立一條公平的起跑線,香港的九年免費教育,潛台詞是説明無論你父母是富或貧,你都有力爭上游的機會,但在建構主義者的眼中,根本沒有這條公平的起跑線,見港人如何把子女爭取進入名校的境況便説明一切。

其次是社會的經濟建設及規劃,雖然香港奉行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商人工業家看似能自力更生,創造一番事業,但在建構主義者的眼中也是一様非自主性的,政府的土地規劃,工業區的建設,起橋築路立街燈,一切一切,都是由動用公共資源而開始,沒有這些因素,就成就不了令他們發跡的環境。

近年香港常説「獅子山精神」,意味著要有一種不怕逆境,靠自己,向上爬的精神,勸勉港人不要事事怪政府「唔做嘢」,但似乎大家都忘記,獅子山下的公屋,就是當年港督麥理浩提出十年建屋計劃的大規劃,沒有這個規劃,就不能成就當年的廉價勞動力及穩定的社會環境,也成就不了今天自命白手興家的企業家。

「規劃」沒有錯,港人怕規劃,只是有太多不懂規劃的人。

Photo from Wekimedia Commons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