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le Model

香港要推動一件事情或發展一種產業,通常都會利用 “ Role Model ” 這一招,很少有其它招數,或比較宏觀長遠的方案。

比方說要推廣香港足球或其它運動,總是認為最有效快捷的方法,就是「拔尖」,然後再配合一系列「造星」行動,於是一個 Role Model (明星)便誕生了。Role Model 誕生後,便會大力推廣,當中有一潛台詞:「你看!有人做得到,你也能做得到!」其實意思是成功與否,在乎你本身,至於其它東西,比如運動風氣為何低落,社區運動設施是否不足,對運動員的支援等等,似乎也因 Role Model 的出現而不再聚焦。

Role Model 出現後的一段時間內,必有一連串的傳媒效應,會有群眾追捧,但熱潮過後,如能出現「市場效應」,政府或相關投機者才會出手,否則只會一切如舊,或等到下一輪的「拔尖」。

其實這些例子很多,如電影《無間道》、星之子陳易希、單車手黃金寶等,當然這些人或事的成就是公認的,但他們的出現,對於香港電影、港人對科學的重視、對體育界的支援,究竟帶動了多少宏觀長遠的政策方案?在根本的問題上作出了多少改變?

歸根究底,Role Model 是經常被利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手段,而香港在這方面,當中更充滿精英主義及市場導向的色彩。但在教育方面,它對社會的影響更深遠。

「雷鋒」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向人民推出來的一個 Role Model ,希望人民學習雷鋒「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今時今日,這一類 Role Model 已不再現,人民對 Role Model 的景仰和信念,是否仍然存在?

香港人對其子女的教育特別緊張關心,從小就施加種種操練培訓,由幼稚園的階段就安排部署一切進身名校的路線策略,學校派位儼如抽取末日方舟的船票,若言真的著眼「教育」,那可以對這些家長說一句:「枉費心機」。對下一代人,真正的教育就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就是下一代人的 Role Model ,下一代人看得見的「真理」,就體現在上一代人的身上,下一代人變成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們看見社會不會獎勵踏踏實實,默默耕耘的上一代人;下一代人變成不折不扣的犬儒主義者,是因為他們看見不會為正義及夢想而奮鬥的上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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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生態

「香港:創意生態  Hong Kong: Cretive Ecologies」現正舉行,活動規模不細,有展覽、有論壇。以往對這類有關文化創意的大型活動都感興趣,不知是否年紀與日俱增,在本地創意工業中工作年資越久,開始感到疲累,對這類活動的參與意欲日減。

另外是一種「體會」,以往有很多朋友說香港政府不支持文化創意及設計,我想這些朋友並沒有全面掌握這方面的資料,也對政府角色的理解有誤,實質上,如果用一點時間,看看這些年頭,設計機構或政府組織辦過什麼,他們可能會修正自己的說法。

既然政府或相關組織那麼努力,為何還要拿「創意生態」作為主題?正如「香港精神」,我們看不到別的地方在積極的談「XX 精神」,一個地方突然積極的強調自身的精神,就顯示出背後確實有問題存在。等同「創意生態」,也同樣顯示出背後問題的存在。

多年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一次文化創意產業論壇中,有已故「香港之子」之稱的黃霑先生在台上說出他的「絕種論」,認為政府不應插手介入任何產業的自然發展,因為他認為任何政府的介入,只會越幫越忙,越搞越糟糕!一種產業的的興衰,應與恐龍一樣,大自然要其絕種,就要絕種。黃霑先生的這番話後,台下拍爛手掌。黃霑是位不折不扣的香港人,是一位右派知識分子,信奉「達爾文社會主義」,即「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崇尚精英主義。坦白說,這種右派思維,仍是大部份港人的傳統思維模式。

而香港政府也是承傳著這種意識形態,即不會插手或介入任何產業的「自然發展」,因此每次都能奪得「最自由經濟體系」的「美譽」,香港政府絕不會介入任何非公共產業的核心,說支持,只會做一些支援性的外圍活動,如教育推廣等,但卻不能介入產業的核心發展,如立法強制室內設計師專業化及執行考牌制度,產品設計師需定期考核產品安全性及出入口環保條例等。

之前說到的「體會」,正正就是我對產業核心發展的了解,香港的創意生態,問題就在這一點上。或許不要把論壇涵蓋的範圍包括整個文化創意產業,可先看香港電影或音樂工業的興衰,是大環境的改變?是欠缺人材?還是行業本身的腐化衰落?若焦點集中在這些分析上,必對其餘範圍的創意產業有所啟示。

說產業核心發展的問題,若主因是行業本身的腐化,那就沒有出路了,因為我們必須明白,上述港人的一種右派意識形態,是沒有能力或意願,針對行業本身的問題而作出任何改變行動的,或根本不肯承認行業本身的問題存在,而只相信「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定律,或「創意」不成,便應立刻「轉向」,向市場跪拜。

另一種「體會」可說更直截了當,我們根本不用辦什麼創意生態的展覽論壇,答案顯然易見,香港創意生態中的障礙死症,莫不過於「地產霸權」及「高地價」政策,這些香港癌症所引申出的作用,如空間政治、整體經營成本上升、人心變得不敢冒險嘗試(怕失去工作而不能供樓)、「上車」這種單一主流價值淘空了年青人的多元理想,整體社會變得犬儒反智(知識創意不及地產快錢)等等,其實這些不用多說,每一位對本地政治經濟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阿媽係女人」的道理。

那麼「香港:創意生態  Hong Kong: Cretive Ecologies」還可以說什麼?每當我在港鐵看見這活動的宣傳,我會想像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看見廣告上的設計作品,有多少是我認識的?有多少與我有關係?或許容我這樣說,那些只是「個別」例子,而不是香港創意生態的普遍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