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

最近經常在傳媒聽到「和諧」兩字,與之並行的是「激進」,單從字面上看,很容易認為和諧是正面的,而激進則是負面的。在香港,由於以往的教育及殖民地文化,我們大都不會去認識這些觀念,及與其背景作出思考。

而激進的反意應是「保守」,若套用在社會情境上,我們同樣對「保守」一詞一知半解,甚至有人認為我們活在香港這個經濟及資訊發達的社會中,已很「現代」、很「潮」,一點也不保守!但對社會文化有研究的人,大家都認同香港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社會。

「保守主義」並不反對進步,只是反對激進的進步,寧採取比較溫和穩妥的方式。但何謂激進的進步?而「激進的進步」這種訴求又為何會出現?

理解保守主義,可從文化、宗教、經濟及政治不同的層面研究。香港基本上是一個以「保守右派」為主的社會,容我簡而言之,保守主義認為「過往的模式」或傳統有其精妙之處,或是一種經沉澱累積,難以一言以蔽之的智慧,不應受到劇烈的衝擊或輕率的取替。

而香港的保守,與歷史因素有關(引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我們第一及二代港人對中國早年激進的政治運動的厭倦及影響),其次是過往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政策,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者」,這批人當然深信這種「過往的模式」的價值,也不想現有這種被譽為「激進」的衝擊,影響到自身的利益及安穩。而大部份港人的意識形態傾右(是一種不自覺的傾向,因我們過往的通識沒有左右的觀念),自然也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屬性,即不喜歡外力的介入,認為不干預的自然的發展才是正確的方向。(但引用許寶強教授的說法,香港的卻是一種「偽主由自義」,即這種自由的背後卻是種種的不公義,但我們郤誤以為擁有真正的自由)

可惜的是,我們不知自由的基礎是公義,而往往張顯公義就需介入,甚至需要強而有力的行動才能有效。說到設計,也是一種資源分配,平衡利益的思考,若設計思維普及成熟,政策的設計便容易找到當中的平衡點,不會盲目的活在一種「偽和諧」的情況中。

按:「激進」又可稱為「基進」( Radical )

維基百科對保守主義的解釋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F%9D%E5%AE%88%E4%B8%BB%E4%B9%89

參考:陳士齊、羅永生:香港保守主義的崛起與警號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jkVfeoI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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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設計

全球化後,流行病的擴散能力愈強,自從 SARS 一役之後,我們有過一陣子對衛生的要求,電梯大堂增設消毒地毯及洗手液,政府的衛生宣傳不斷。

香港人工作時間長,經常在外用膳,對食肆的衛生要求應該高,但對大部分基層市民來說,光顧的多是茶餐廳或大牌檔,它們的衛生環境,大家心知肚明,上圖是一般港式麵檔的筷子桶,某天,我問身邊的朋友,你會選筷子頭(挾食物的部分)向上或向下的筷子來用?朋友答會選用向上的,因為看不見筷子桶底部藏了什麼污垢,而我卻選向下的,因為向下的筷子頭不會給其他食客的手觸碰過。

當然麵檔選用上述這種不銹鋼筷子桶是有其原因,或許它容量大、節省桌面空間、筷子洗水後容易風乾及不會積水等,但它卻存有衛生問題。下圖是另一種食肆常見的筷子容器,它可改善上述的衛生問題,但相對佔用較多桌面空間,及容量不及前者,在香港這種寸金尺土的地方,小店主多選用前者。

因此我期待有一位設計師,能設計出一種既衛生,又有香港風格的筷子桶!

設計思維:辯證

認識不少從事設計教育的朋友,我常向他們建議,應把辯論的訓練溶入設計課程中,除了可訓練設計師的表達能力,也可讓他們了解如何分析設計,拆解其中的邏輯理據。更有一種說法,認為設計是一種溝通過程,目的是要讓客戶或用家明白或信服設計的理據所在,繼而把信任投放在設計師身上。


我常有一種痛苦的經驗,就是與其他設計師共事,當要
決定一個設計時,往往是很難的討論下去,不少設計師把設計簡化成好與不好、美與不美、土氣與時尚等這些抽象的二元價值上,他們像是沒有能力分析和解構設計,然後作出理性的比較。


早前的「余曾辯」,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反面教材,如果「政改方案」是一個設計;如果「余曾辯」是要辯論這設計的優劣,那麼這辯論就值得大家參考了。首先它不是一種正式的
辯論模式,因為正式的辯論模式,需有一清可辯的「辯題」,如「政改方案能讓市民了解如何達至雙普選的進程」,如這是辯題,則曾是正方(能),余是反方(不能),這樣的辯論才能真正展開及將問題「辯清」,正如一個設計,我們不能把辯證的題目設定成「這是否一個好設計?」,而是需要把辯證的過程分柝為可辯論的單元,如「這設計能與其目標受眾溝通」,或「這造型所帶出的訊息不會對其目標受眾構成誤導」等,最後可把各辯論單元綜合比較,那麼設計的優劣便會浮現出來。


其實很多設計或產品開發的評審,都會設立 “ criteria checklist ”,目的是把綜合複雜的事物先作
拆解,以便於容後的分析辯證。

高技術,高思維?

與同事閒談,談到目前社會的政經情況,也和以往的日子比較起來,當然時移勢易,時代背景不同,不可相提並論。

比較的是甚麼?我們比較的是社會上工作的多樣性 “ Variety of Jobs ”,但我們所指的並非工種的多樣性,而是工作能力的多樣性,在「獅子山下」的七八十年代,不論學歷怎樣,只要肯做肯捱,工作總是等著你來,所指的是由簡單低技術的工作,以至複雜高技術及知識性工作之間的多樣性。反之,若社會發展轉型,工種會因新行業的出現而增多(如 IT 業),但未必能增加我們所指的這種工作能力上的多樣性。

香港由輕工業轉至以服務性行業為主導,但我們的服務性行業,能否滿足我們所指的這種多樣性?當這種工作能力上的多樣性來得越少,對我們有甚麼影響?

在閒談裏,說到大家若有一天失業,或離開已有的專業,我們還能做甚麼?當年,一個中五畢業生可做文員或在銀行當櫃位,不論年紀多少的無技術人士也可當辦工室助理(在設計公司也可當跑腿或送稿工作),還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但時代變了,一些技術的出現(互聯網或自動化技術),社會上「工作」的性質、意義、和狀況都一同改變。現在自助銀行漸取替傳統分行,e-道(上圖)使海關不需增聘人手,無錯,大家的生活是「便捷」了(除銀行分行減少,因為苦了不懂上網或沒有電腦的公公婆婆),我們需要工作(工作能力)的多樣性,還是催化「極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效率?而最終必需解答從「人文主義」角度出發的這一條問題:「我們活得快樂嗎?」,試想,若大家回到七八十年代的生活科技水平,但能提供更多機會及令人活得安穩的工作及社會環境,你願意嗎?而高技術,但沒有高思維的配合,結果也是徒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