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的港式設計思維(舊文)

最近與一班設計學生合作社區設計項目,當中談及設計思維,我重提當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推倒重來」事件,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來說明設計思維,可惜學生們對此事已無印象……下文是十三年前的文章,沒有發表過,有興趣本地設計文化的朋友,或可參考一看。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引起的風波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多方面的問題,相互牽連。本文嘗試從設計程序這一角度入手,去理解「西九」所反映出的典型港式設計思維。

創作方法

創作方法有多種形式,應用於設計的創作方法也有別於藝術範疇,而根據設計方案的影響性和規模大少,也會有著很大的差異,因為當中涉及了不同的限制,包括計劃的時間、涉及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用家的種類範圍、項目的生命週期或可持續性等。設計行業中常用到的一種術語 “ Design Brief ”,意指在設計構思前為方案定立方向目標,讓設計師清楚了解方案的目的為何,為了那些人設計,或其資源侷限等。不同性質的設計方案會有不同處理 Design Brief 的方法,規模龐大和涉及大量資源的方案,就需要詳細準確的 Design Brief,但若果在資源時間許可的情況下,一些做法就是採用漸進形式,即開始時採納簡單的 Design Brief,希望在最少的規範下,讓設計師發掘較多的可能性,其後再隨設計師、客戶和用家的互動「進化」,才將比較具體準確的 Design Brief 成形起來,因為在現實的環境中,很多時客戶和用家都不能清晰的理解自身的真正需要是甚麼,而設計師亦非占卜師,只有在一種互動的情況下,雙方才能獲得真正的溝通理解。

簡陋的 Design Brief

本地的設計問題,就是不重視 Design Brief,或是不能因應情況而採納適當的做法,反觀「西九」事態,從開始至今,處處都是違反設計工序的邏輯,「西九」的觸發點是外國劇團在本地的演出,因場地不敷應用,事態發展觸及旅遊發展局和政府高層,隨後的顧問報告引發出「西九」概念 1,整件事件的起始是充滿人治色彩,因為在此之前我們都看不出政府曾有甚麼文化視野和具體政策,更徨論有意去規劃一幅「文化藍圖」,不論「文化藍圖」是由誰規劃,或是由民間自然孕育,「西九」概念始終是一個運用社會龐大資源,影響深遠的項目,若社會有其自覺性,是否應預留一段時間去認真反思我們的文化生態,才落實是否執行這一個概念,或重新考慮以一個比賽作為開始是否適當,但政府的做法剛好相反,就單以一份沒有向廣大市民(用家)公開推廣的顧問報告(羅袓添顧問公司進行的《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沒有讓社會融入辯證討論的氣氛之中,便落實了「西九」這個影響深遠的概念,繼而就匆匆的舉辨了甚麼「設計概念比賽」,陸恭蕙在其《奮勇作戰反對西九》一文中指出 2:

「在公布參賽章程前,政府拿草擬本諮詢的專業人士以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而根據該項草案,參加者實際上只須把若干文化設施納入其中即可,草案並沒有標明地積比率。即是說,參賽者毋須考慮成本效益以及可行程度。專業人士建議收緊參賽章程,但政府一意孤行,在 01 年舉辨的比賽中,始終沒有訂明地積比率。」

若這個「設計概念比賽」的目的,是為了給設計者表演其對創作西九的想像尚算可以,但若其目的是接連其後西九龍的重大決策及發展,那就很有問題了!若以設計的 Design Brief 等同「參賽章程」作考慮,這個章程就顯得極為簡陋,而實質上政府又沒有顯示出足夠的研究數據去豐富這個極為簡陋的章程,若如上文所說,假設這個章程的用意在乎給設計者最少的限制,以發揮最高的創意,那是否意味著其後勝出的設計,將後隨設計者、專家和用家們的多層次互動「進化」?即這個勝出的設計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或一個設計的「原型」 ( Prototype ),我們可以再對這個原型作出深化的討論研究,可將其大幅度修改,甚至可將它推倒重來!可惜政府的行為表態似乎並不如此,直至近日立法會對西九的動議及社會各界的巨大壓力下,政府的態度才有軟化的跡象,政務司長曾蔭權到現階段才表示:「西九屬塑造期,未到決定階段,如果市民支持推倒重來,政府會照做……」3

永遠的 Pitching 思維

這個比賽套用了本地政府對待設計的慣性思維,就是凡設計項目都套用 Pitching 思維,這與以設計比賽開始及其後三揀一的性質相近,忽略複雜設計的互動性是不能納入任何一站式的比賽或甄選形式中 4。事實上,西九的地積比率,涉及實際發展的地產收益,而這收益又是否能支持文化項目的發展,或天幕的建做維修?而這些資料對於制定「參賽章程」是極為重要的,或許我們可以反問,為何參賽章程不訂明地積比率?為何指定將某數量形式的文化設施納入其中?我感到奇怪的是參與這比賽的大師精英,他們是否也有以上的質疑?對於複雜及規模龐大的設計, Pitching 思維最大的缺失就是認為制定 Design Brief 是客戶(政府)單方面的工作,缺乏專家、設計師、客戶和真正用家的參與,令到港式設計往往停留在一種「執行命令」的服務性階段,而非顧問的性質,若以上種種有關「參賽章程」的疑問都需要澄清解決,那麼西九的最終的規劃模型很可能與現今的勝出作品有極大的差異,那麼這樣的一個設計概念比賽又有何意思呢?

政府匆匆把西九上馬,臨急抱佛腳,在沒有視野、政策和「合時令」的研究下 5,訂明了一個如此簡陋的參賽章程,辦了這樣的一個比賽,然後跑出了三個規劃模型,之後各界人士對此反對評擊之聲不絕,這樣的一個進程,與本地很多的設計方案的做法極為相似,只是不能與西九之規模相比,西九是一個長達三十年的文娛藝術發展區規劃,其設計程序可以這樣草率嗎?

諮詢的處理

本地的設計程序,很多都忽略「諮詢」這一環節,更不會視之為制定 Design Brief 中的重要部份,很多的設計,都由客戶(用家的代表?)來假設一套 Design Brief ,然後就立刻交到設計師手上,其後設計師又急不及待的呈交上設計創作,若然客戶不接納,便得「推倒重來」,又若然客戶接納方案,但到真正的用家對設計反映負面意見時,那整個設計程序就好像完全失效。小規模的設計方案可容得下這樣的失誤,但涉及千億資金的西九規劃又如何?客戶盲目相信專家,或以為自己就是專家,專家又自以為很了解用家,而設計師又以為客戶就是專家和用家,四者都不能在適當的時侯,擔當適當的角色,我們很少有機會能夠看到客戶、專家、設計師和用家各方能在制定 Design Brief 前有互動的諮詢環節,小規模的設計方案因為資源限制,可能無法做到,但西九規劃又如何?政府聲稱西九概念是聘用顧問公司進行研究,但這些顧問報告卻從未有效的浸透入市民大眾的討論中(即用家),雖然政府也舉行大量的「公眾諮詢會」,但都被評擊為沒有質素的諮詢,而這些「公眾諮詢會」在設計概念比賽前舉行會帶來甚麼影響?在跑出三個規劃模型後的「公眾諮詢會」又有甚麼意思?

正如一些本地設計師和客戶的陋習,就是設計師急於要表現自己的創作成品,而客戶又急於要設計師交出作品後才作定論,對於構思前應問的問題,或一些基本的概念方向,雙方都不會在設計構思或執行前出作檢討研究,若有失誤,對小規模的設計方案,大不了又「推倒重來」,浪費的是雙方的時間資源。專家曾在西九聯席會議第二次論壇中指出 6,西九規劃程序的其中一個缺失,是在於無 OZP ( Outline Zoning Plan )  的公眾諮詢下便推出「發展模型」,這是規劃上的偷步行為,而 OZP 就是先定立一個初步的地區規劃,如這區域面積的土地應興建多少博物館,那區域面積的土地應興建多少酒店住宅,待這個地區規劃接受客戶、專家、設計師和用家的互動諮詢及修正後,才交由建築師作出「發展模型」的設計,而所謂地標,也應在這 OZP 的諮詢及修正後才構思出來。這種情況就像設計師應先向客戶或用家呈上「概念草圖」( Idea Sketch ),待雙方都確立出一個有共識的概念方向後,才作出進一步比較具體的設計,但政府及財團給予市民的卻是那種「一步到位」的神話式設計,因此我們(用家)在連基本概念都沒有共識之下,便得接受這些看似具體的「發展模型」!

反智的「口術」及「關係」文化

若當時的設計概念比賽是單純的「概念」想像,無需顧及實際文化軟件的配合,那就必需承認此比賽的結果,只能算是一種次要的參考,而入圍的發展商有否再投入資源,去研究香港文化軟件的需要和世界文藝發展的趨勢,再加之而配合或修改其建議書(標書)的設計內容?答案可從文化界對三個建議書的回應一一見之!反之,這段時間所看見的卻是各適其適的公關公作,拉攏及打關係,極具我國民族性之色彩,這種狀態正正就反映出香港設計創作的特質,認為「口術」和「關係」永遠比真正的設計知識及理論重要,而客戶主任 ( Account Executive ) 的重要性,往往被認為淩駕於提供設計主體的設計師之上,同時亦否認了用理性及知識基礎去檢驗設計的唯一方法。

設計評審的無知

現階段的三個「模型」展覽,同時也反映了政府和部份市民對設計評審的無知,因為在沒有明確主題之參照和基準下的意見,是不能作出比較和分析的,那些意見,大都只能是一些感官體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各獨特之處,也各有其缺憾,現階段的三個「模型」,就像蘋果、香蕉和橙一樣,是純粹個人喜好及品味的選取,若硬要作出選取,這只能是一種傾於「風格化」( Styling ) 設計的品味選取,而非建基於「研發式」( Research & Development ) 設計的理性分析選取,因為「研發式」的設計,必需經過比較科學性的資料搜隻、研究及分析的步驟,而設計成品全建基於研究及分析的成果之上。

西九規劃的性質,是徹徹底底傾向於「研發式」多於「風格化」( Styling ) 的設計,因為它是由無至有,由內至外的整體構思設計,而非單純「外殼」或「樣貌」的處理。但在這些「模型」的展覽中,我們看不見有多少「模型」背後的整體研究及分析,也沒有相應的資料數據去支持這些「模型」中每一個單元的出現,即使各展品都附帶一些基本的技術及建造資料,但都不足以作為支持每一個單元出現的理據,而前述的所謂明確主題,就是指所有這些資料數據及研究分析所歸屬的文化藍圖和政策視野,而所謂參照和基準,就是指相應之下的技術支援、地積比率及財務狀況等等。例如在展覽會場中沒有展示香港的文化消費狀況或對未來趨勢的預測研究,我們如何能判斷現今這個「模型」裏場館的種類、規模和數目是否切合真正的需要?三個天幕的設計各有其利弊,有無「中柱」支撐的、有可在其中遊覽步行的、有可配合未來發展而能局部拆除的,當沒有建做及維修保養各天幕的實質費用數字,我們如何能衡量其「機會成本」以對天幕作出選取?

西九這樣龐大複雜的社會發展工程,去評審其設計的清單 ( Check List ),肯定不會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若言政府及發展商有對文化政策及西九規劃的種種曾作出指細的研究,就應將所有資料羅列及同場展出,這樣市民才能因應這些模型設計及其研究資料作出參照及思考,其次是整個展覽的設計,根本就不能給於市民一個理性分析的條件及環境,因為發展商各自設計其展覽攤位和資料表現  (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  的方式,各規劃設計的同類資料不能並列及以同一表現形式展出,如各天幕對其環境的氣流及溫度影響,各發展商的資料表現方式就各有不同,活力星是整體天幕的立體動畫式,藝林國際的是侷部定格圖解式,而香港薈萃甚至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因此市民根本就不能作出正確的比較,正如有人投訴三個發展商的地積比率沒有以並列的現形式展出,市民是很難作出互相對照的比較,事問如此的安排,是否反映出展覽策劃的愚昧及不專業!

展覽的內容和受眾參觀該展覽的目的又有著甚麼關係?同場是否有設計或規劃「專家」協助市民理解這些基本技術及建造資料?或是應該按排不同層次種類的展覽,讓市民用家和專業人士能各取所需,而又能有效的達到互動的諮詢功能,而市民對設計作出有質素的評審之前,也許需要相當的討論及知識氛圍,尤其是對「何謂設計?」的普及基礎認識,而這是需要時間和各方面專家人士的支援,而不是化約了的民粹和感官式公投!

現今政府就以西九向市民大眾展示出一套港式設計思維,而過往對於政府主持的「公共性」設計,我們都有相當的認識,如飛龍標識、十元紙幣(鶴頂紅)和中央圖書館等,作為自稱「專業」的設計師,或設計教育工作者,我們又可以做甚麼?說甚麼?

註釋:

1 劉細良:〈西九龍的政治面向〉,《文化起義》,香港:Top (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2004 年,頁144-147。

2 陸恭蕙:〈奮勇作戰反對西九〉,《文化起義》,香港:Top (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2004 年,頁170-172。

3 資料來源:明報 A13 (2005/02/19)

4 陳嘉興:〈思考比稿〉( Looking at “Pitching” ), Xpress,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vol.9, 2004, pp.28-31。

5 陳雲曾在〈香港,你哪裏都不用去!〉(信報財經新聞 2004/11/18)中羅列出一系列政府的文化政策研究、調查及顧問報告,但文化界對其認受性都提出質疑,而一般市民大眾對這些研究報告更毫不知情。

6 陳偉群在西九聯席會議第二次論壇中「一個未完成的規劃中」一節中提出 OZP ( Outline Zoning Plan ) 的重點,詳情可參閱《E+E》,香港:進念‧二十面體,Vol.11,2005年,頁76-90。

參考書目

《文化起義》,香港:Top(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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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用設計」前(下)

下文是筆者於九年前 (2009) 首篇刊登於《摩登家庭》 MH377  期的文章,也轉載於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的會刊《香港美術教育》June 2009, Issue 1 中。

平衡利益,資源的分配及角力

當過設計的朋友都會明白,產品要發揮極致效能,通常都是單一功能的,因為把設計和生產成本集中在這單一功能上,才能有極致的效能表現,多功能產品在效能及成本方面,必有不同面向的取捨,正如不能拿多功能瑞士刀的剪刀來裁製衣服,要在同一產品中滿足不同用家的需要,實質是一種資源的分配及角力。

要設計一件能滿足各方需要的產品,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更困難的是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產品背後的生產者。

我早年曾從事產品包裝的開發工作,為客人建議新的包裝結構及樣式,心想,有那個設計師不希望提倡多一點環保包裝,例如簡化包裝,可利用傳統毫無新意的包裝結構,因為生產技術早已成熟,不會產生大量生產程序上的損耗,加上現今產品生命週期短,若用環保角度,包裝結構可以是新不如舊的。但當品牌擁有者和消費群只著眼在產品的創新及獨有形象上時,以形象化的創新作為宣傳的賣點,那麼倡議的環保包裝策略,就會給形象化、標奇立異、三尖八角的創新包裝結構壓下去。

有次與一位以前從事產品開發的朋友談到,大家在產品設計上常用到功能「二合一」的想法,很自然,我們的邏輯是用一件低成本產品同時滿足兩類市場。但朋友的回應是,其實「老板」在商業市場上的邏輯並非如此,如果在同一公司有兩種不同的產品,各自在市場上已有成熟的位置及不錯的銷路,該公司若再開發一種結合這兩種產品的東西,反過來打擊這兩種產品之市場和銷路,這豈非很傻瓜的做法!在這種結合多功能的產品開發,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現有市場的狀況、產品與產品間之衝突、產品生命週期,更重要的是「回本期」與現有利益之種種關係。

滿足多元的需要

資本主義的「市場」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單純,只有需求和供應兩種關係趨生的一切,而怎樣可以在同一資源成本的運用,能滿足不同人士、大眾或小眾市場的需要?例如現有用於環保產品的技術其實相當成熟,但為何大部分產品仍未能轉化成環保形式的設計,如書刊出版可全面應用環保紙,但現實卻非如此,原因是否只是價格及市場競爭的因素嗎?看書人會否因為書本用環保紙印製,價格上升了少許而不買心愛的書?

一些機構會把部分利潤調動到發展小眾產品的市場上,而這些產品明顯不能產生利潤,卻能為該機構建立社會關懷的精神。當一種主流的市場及生產模式未能滿足多元的需要,而綜合多元需求於單一產品的設計上,似乎又比較脫離現實,那麼要解決這種能滿足多元需求,公平及具彈性使用的設計,就不單是依靠產品在市場上的「自由」發展,而是大眾對產品價值的重新認識。大家會毫不猶疑用多一分錢去支持全環保製造的產品,用多一分錢去支持具社會關懷精神的企業,讓他們有相應的空間去研發推廣給小眾市場的設計。

通用設計

通用設計意指全民或全方位式設計,全民也意指包括一切有身體障礙的人,及老人和小童,設計無須特別改良就能為所有人使用,設計包括產品、環境及資訊。

「1987 年,美國設計師,朗‧麥斯 ( Ron Mace ) 開始大量使用「通用設計」一詞,並設法定義它與「廣泛設計」的關係。他表示,「通用設計」不是一項新的學科或風格,或是有何獨到之處。它需要的只是對需求及市場的認知,以及以清楚易懂的方法讓我們設計及生產的每件物品都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被每個人使用。他並說「通用」( universal ) 一詞並不理想,更準確地說,「全民設計」是一種設計方向,設計師努力在每項設計中加入各種特點,讓它們能被更多人使用。在 1990年中期,朗‧麥斯與一群設計師為「全民設計」訂定了七項原則。

1. 公平使用:它對任何使用者都不會造成傷害或使其受窘。
2. 彈性使用:它涵蓋了廣泛的個人喜好及能力。
3. 簡易及直覺使用:不論使用者的經驗、知識、語言能力或集中力如何,都很容易了解使用。
4. 明顯的資訊:不論周圍狀況或使用者感官能力如何,它有效地對使用者傳達了必要的資訊。
5. 容許錯誤:它將危險及因意外或不經意的動作所導致的不利後果降至最低。
6. 省力:它可以有效、舒適及不費力地使用。
7. 適當的尺寸及空間供使用:不論使用者體型、姿勢或移動性如何,它提供了適當的大小及空間供操作及使用。

三項附則
.可長久使用,具經濟性;
.品質優良且美觀;
.對人體及環境無害。」1

「全民」的思考

通用設計(或全民設計)可以說是一種設計上的終極理想,但現實上面對的問題也相當矛盾,物品設計本身有可能成就通用設計的目標理念,但若將其置入現實的市場中考慮,就突顯其重重的問題及障礙,是否又如文章之始所說:「往往都只能成為設計書籍中的美麗夢想……」或只依附在「設計界、學院內」的設計世界中?通用設計會否有點像馬克思式的設計迷思?這不單單是設計師本身,確實是「全民」需要思考的問題,通用設計能否盛行,很大因素在於是否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作支持,形成一個對通用設計有需求的市場,繼而向政府或商家提出相應的要求或政策扶持,而設計本身已非只單純的強調利用創意去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物品的設計中,作出資源的合理分配及各方利益的平衡。

註 1:有關「通用設計」(或全民設計)的定義,可參閱維基百科或 The centre of Universal Design ( http://www.design.ncsu.edu/cud/index.htm)

圖片說明:
(上)多角設計的擦字膠,手力不夠也易於使用。
(中)糖果的包裝設計,圓孔設計方便倒出也十分衛生。
(下)日本有高低設計的售票機。

在「通用設計」前(上)

下文是筆者於九年前 (2009) 首篇刊登於《摩登家庭》 MH375  期的文章,也轉載於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的會刊《香港美術教育》June 2009, Issue 1 中。

當社會經常引用「設計」一詞於不同領域之時,我們更需對「設計」有更廣泛的理解,而我本身是一位職業設計師,希望能用一些淺白語言,加上一些設計及開發上的實踐經驗,提出一些有關「通用設計」與本地設計論述上較少關注的議題。

設計的兩個世界

本地的「設計」,因主流媒體的報導,總給大眾一種典型或片面的理解,似乎也只有從事職業設計的人士,才能明白箇中真諦,對大部分職業設計的朋友來說,有兩個世界,理想的設計世界和工作上的設計世界(或俗稱「搵食」的世界)。

曾幾何時,我開始問:『那些吸引了我們「入行」,那些有趣、創新、美輪美奐的設計品(通常是刊登在貴價設計書籍或雜誌中的作品),為何不是我們現在最普及應用的東西?』漸漸地,好像理解到設計有在「設計界、學院內」的設計,也有在現實市場上的設計,見過有萬元以上的設計師椅子(designer chair),也有名師設計、劃時代的吸塵機,但我認為這都是一般收入家庭不會購買的東西。

但邏輯上告訴我們,「好」的東西自然會受歡迎,自然會愈多人購買使用,因產量增加,售價也自然下降。但隨著我工作年資的增加,與更多不同層面的商家、製造商及設計師接觸合作,開始明白「市場」與「設計」間之種種微妙關係。

「市場」的膚淺理解

什麼是「市場」?在我念中學的年代,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討論或教育,比方說電腦這一東西,而研發一台電腦,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初階段成本高昂,售價必然昂貴,但現今卻容易擁有。一些高格調的設計(如上述萬元以上的設計師椅子),為何永遠站於高位,寧選小市場但高售價的策略,也不願降格普及化,讓普羅大眾能共享設計師倡議的美學觀。

坦言,我們對「市場」的理解很薄弱,特別是設計與市場的關係。因此,很多意念很好的設計,往往都只能成為設計書籍中的美麗夢想,(當然若連造夢的能力都沒有,那就有很大的問題。)或成為設計師打響名號的「實驗品」。有關「市場」,我想說一個有趣的故事,話說美國人有一問題,就是他們抱怨花太多時間清理修剪家居前後的草地,於是有一批研發人員用基因工程去創造了一種生長時會有高度限制的草種,更申請了專利,結果專利給某人收購,事情再發展下去,才揭發最後擁有這項專利的竟然是一間「剪草機」的生產商,當然最後在市場能生存的是基因草種還是剪草機,就要看各方的利益分配如何。

再舉一例,其實在美國,早在 1996 年已有通用汽車出產的電動車在市面行走,紀錄片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 ?(中譯:《誰謀殺了電動車?》)1,是一部剖析環保車如何被「迫死」的紀錄片。事實上,電動車的技術比我們理解的更成熟,可惜因為種種不同的利益分配和關係,逼使電動車遲遲不能「上馬」盛行,而所謂「利益分配和關係」,就正如現在流行說的「持份者」一詞,一架汽車所用的組件數目龐大,而車廠主要負責組裝,大部分的組件仍是由大量的零件生產商製造提供,還有政府、石油公司及一切相關的維修產品及服務。由傳統汽油汽車轉為生產推廣電動車,當中也涉及生產線的改做、人材技術的重新配置、政府政策的重新制定等,正所謂牽一髮,動全身。其實根據調查顯示,市民用家亦會因環保原因而接受使用電動車,但問題又是回到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及掌控上,怪不得要等到美國經濟陷入困境,美國三大車廠面臨倒閉邊緣,美國總統奧巴馬才能運用政治力量,逼使車廠回到環保車的議提上。

電動車的例子說明什麼?說明市場需要、生產者的權力及代價、各方持份者的利益關係。

在修讀設計的時候,導師強調的只是創意,但對「市場」,就似乎只帶有一種負面的意味,老是勸喻「不要被市場牽著鼻子走!」。坦言,當時對「市場」的理解仍是很膚淺的,在學院裡少有討論「市場」;剛巧相反,畢業後進入實戰世界,老板及客人第一強調的就是「市場」。但我似乎仍然處於一種對「市場」膚淺的理解,縱使每次設計工作前,強調的所謂「市場調查研究」,最終讓你明白的是,商業中的「市場」是少數服從多數,資源的有效運用,應該放在大多數人身上。而「生產」的邏輯就是,要達致滿足大多數人的需要,即大批量生產,要達致大批量生產,就需要穩定快速的生產線,要有這種生產線,就需投放相應的成本資金,因為這種生產線才能成就相應價廉的產品,在「市場」中有面對對手時的競爭力,繼而去滿足大多數人的需要。

我們看似明白,設計給小眾的產品,成本價格必定高昂。

註:1.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中譯:《誰謀殺了電動車》), Papercut films, 2007
http://www.whokilledtheelectriccar.com/

圖片說明:
(上) 不少具名氣的 designer chair 往往價格昂貴,Eero Aarnio 的 Ball Chair 是表表者。
Photo from régine debatty  ( Wikimedia Commons )
(下)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 ?  網頁

設計思維

近年設計界常標榜設計思維,這個網誌也有設計思維這一欄,究竟設計思維是什麼?似乎有很多解說。

早幾年設計界也常標榜「設計管理」,課程講座紛紛出現設計管理一詞,部分人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題目,可惜今時今日,你仍找不到一套比較主流的「設計管理」論述,結果各有各「吹」,比較工具理性及實際的港人,見只有「吹」,沒有實實在在的方案拿上手用,也看不到有誰運用設計管理令公司或部門「鹹魚番生」,結果「設計管理」一詞也漸漸沉寂下來。

當年到理工聽一個由理工設計及商學院合作的研究發佈會,當中引用了「設計管理」一詞,到發佈會後的答問環節,有人提問「設計管理」的定義如何,它和一般的計劃管理,或一間設計公司(設計部門)的行政管理有何分別,當然發佈人士難以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設計思維」會否像「設計管理」一樣,淪為又一跟紅頂白的 Soundbite?

其實對設計思維有不同的演繹,並非一個問題,反之若只有各自各的演繹,當中沒有互動交流,那才是一個問題,因為只有「支流」而沒有「主流」,就會失去當中的驅動力。「設計思維」對我來說,是一種行為模式,一種處事的方法。在 《 Design & Thinking 》 的介紹片中,其中一位受訪者說出反諷的話:「現在我們提出 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是否就意味著以往的設計師不思考嗎?」,要理解設計思維,上述的兩句話藉得思考。設計思維不是簡單的設定一個題目,然後透過一些「創作工具」,創作出一些東西來,對我來說,這不是設計思維。設計思維涉獵更大的範圍,包括資料搜集、溝通技巧、辯證方式、資源分配等等,但這些都只是構成設計思維的行為模式或處事方法,但內裏的思維活動,就包括邏輯、分析、綜合、聯想等等的運用。再上一個層次,設計思維需連繫到公民意識及人民主義之上,否則它只有軀殼,沒有靈魂內涵。

坦白說,論設計思維,似乎有點「阿媽係女人」,談得振振有詞,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在做著近似的東西,投資需要資料搜集,工作上需要溝通技巧,家庭開支需要資源分配……提出設計思維,只是將這些行為加上引號,再把它結構及系統起來,然後在社會上作出強調,叫大家認真對待。

回應首段所說,設計思維並非反諷過往的設計師不思考,只是說明今天設計思維並非是設計師單獨應用的,它需融入社會各層面中,令到無論客戶、用家、設計師都有一種共識的處事方法,那設計才能真正的運作起來。試想想,若大家都認識「設計思維」,這包括委托你做設計的客戶,那結果會是怎樣?

他們必定認真對待設計前的問題設定,及與你一起商討 Design Brief 的設定,不會輕易叫你先做一堆沒有方向的設計出來看看,然後再在這堆設計上思考問題的根本所在,因為這涉及「資源分配」。「資源分配」在設計的過程中相當重要,它不單指設計方案中涉及的資源分配,也指在設計的過程中,設計師、調查研究及原型測試等的資源運用,在資源有限及不同規模的方案中,這種資源應如何運用?

客戶、設計師及設計方案的關係,並非是委托人、創作者及藝術品的關係,創作者一旦受人委托,便可以不計成本的被要求創造出驚世之作嗎?首要的是設計過程本身也有既定的資源及限制,若理解設計思維的客戶或設計師,必會互相尊重合作,利用設計思維,在既定的資源及限制內,將設計能力發揮至最大,這才是正道。

下篇我會談談何謂「王家衛式設計」,這會讓大家更明白上述所提及的。

組合屋

翻看舊檔案,看到在 2011 年發表過的一篇文章〈居住的可能性〉,今天政府重提貨櫃屋(或組合屋),令我想起文章中的內容,在坊間又再帶起一些討論。
其實貨櫃屋早在多年前已有人提出獻策,有文化界人士說可在天橋下進行試點,隨即引來不少嗤之以鼻的回應,說什麼温度、空氣、噪音林林總總的「不宜居」因素,之後話題消失後亦沒有人再提及貨櫃屋這回事。

其實貨櫃屋一直存在,而且「運作」良好,當你遊走香港的新界地區,你會發現不少貨櫃屋散布在不少棕地、貨倉工地、廢車場,或甚在圍村內的私人空間,合法與否,不得而知。
在設計概念上,貨櫃是一種 Modular Design(模塊式設計),能以一種方式設計生產,但產品又能有不同的組合變化,組裝、更換和維修也可以按件式處理,在建築學上也著眼於這種設計概念,因預製組件能在遠離市區的地方生產,減少對地盤附近居民的噪音及空氣污染,其次預製組件能以機械生產線方式投產,亦減少對地盤工人的需求,現在香港的公共房屋,不少部分都是由非本地生產的組件構成。早前就有電視節目介紹以改裝貨櫃為組合屋的公司,業績頗佳,也介紹鋁材公司研發的新型組合屋,設計比一般以貨櫃改裝的更優勝。對技術資訊稍為敏銳的人士都知道,對組合屋裏所謂的温度、空氣、噪音,或安全問題,現今的技術都能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實在不用憂心。而不少設計方案,往往面對的不是本身所針對的問題,而是資源分配,對既有利益者的矛盾。

組合屋能快速生產及組裝,而且可以流動,但面對的往往就是法規和土地空間的限制,最近有建築師及團體組織,提出在市區中閒置多年的廢棄學校,「內嵌」貨櫃屋,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既有現存的建築結構作為基礎,又能提供大量的空間給所需人士,而且內嵌的櫃貨屋可以便捷的進駐或遷出,成本及浪費程度都能降到最低,事實上,香港市區大大少少的閒置空間實在不少,如果沒有上述的障礙,容許創意爆發,將會解決不少社會問題。

如果仍然對上述的組合屋或櫃貨屋存疑,大家不妨登上網,查看這些組合屋或櫃貨屋在世界各地的例子及發展情況,不用組團到外地考察,也能得知一二,「居住的可能性」並不限於組合屋或櫃貨屋,在設計上,組合形式的房屋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早前有人提出發展郊野公園,目的是為了增加土地供應,隨即引起環保人士全面反對,但就從未有人提出既不破壞環境,又能提供居所的雙贏設計方案,世界上一些國家因會面對水平線上升的問題,已全面容許民間嘗試種種浮屋 ( floating house ) 的設計方案。

這些都不是痴人說夢,而是能否拿走犬儒的劣根,勇敢的去作出嘗試。

Photo: Container City 2 at Trinity Buoy Wharf, London in September 2012 ( Cmglee, Wekipedia )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IT.設計

最近從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科技)同事中得知,不少大機構都紛紛裁減所屬的 IT 員工,而且數量不少,需然我不屬該範疇,但聽落也感氣忿,感覺 IT 人像用完即棄似的。任何工種在缺乏工會或專業制度的保護下,在供求關係的不平衡中,難免成為弱勢,而 IT 和設計都同屬新經濟的火車頭,為何在本地得到如此對待?

早在外地留學期間,來自國內或香港的留學生,他們在數學或理科都有很好的成績,平均都會在白人學生之上,不少畢業後留在外地,都能覓得不錯的工作,前途一片光明,最終都成為高級工程師等。但當時經常思考一個問題,既然我們自視 IQ(智商)較高的一群,為何世界上大部份的創新發明或計劃,都並非由我們這些自視 IQ 較高的一群去領導或發起的?

其後看了不少有關中國文化及民族性的書籍後,才明白這不是一個 IQ 比拼或環境能力的問題,它切切實實是一個文化因素的問題。當然這種因素無比複雜,不能一言以敝之,但其中較重點的,就是我們只有「工具理性」,缺乏對抽象價值的理解及欣賞。簡單的說,「工具理性」就是指我們只懂得利用怎樣的手段,去換取怎樣的結果,而手段的道德,或結果的意義等,這些抽象價值,都是陌生、疏離或不相干的。

工具理性強的文化,對於解決問題,或可說成「替別人解決問題」是確有一手的,但去提出問題,或確立問題,則顯得軟弱。因去提出、確立或追問問題的本源,其動機就是對抽象價值的追求及欣賞。傳統的設計定義是「問題及解決方案」,試以簡單例子說明,要去一個地方,便會設計出前往該處的方法,但在現今提出的「設計思維」下,便會再問,為何要去那裏?到那裏為了什麼?若說去那裏是為了見一些人,那背後的目的意義又是什麼?若目的是為了向對方傳情達意,於是便產生另一個想法,「如何不用親身去到現場,卻能有效的達到上述目的?」這正正就是設計思維中更進一步的「創造問題」。而種種設計的進化,或設計思維的核心,都是不段追問問題的本源,而這些本源都是離不開人文主義中的抽象價值,如關懷、公義和愛等。

香港企業裁減 IT 員工,理由往往說成 IT 不是企業營利的組成部分,它只是一個支援部門。這當然與企業的「視野」和人力部署相關,如果企業家看不到 IT 與設計的結合能有巨大的影響力,而把 IT 人看成只是搞搞網絡,修理電腦的工具,把設計師看成只服侍個人喜好的一雙手,那只有顯視出他們的狹隘和短視。其實香港 IT 人的技術水平絕不低落,但往往只停留在技術層面,即自身只變成「替別人解決問題」的工具,缺乏視野、創新或上述「創造問題」的能量動力,即使在技術研發中發揮創新性,但那也只是人家整個創新大計中的一部分,焦點不在,自然得不到普遍社會的關注重視。

每當看見外地種種創新發明或計劃,如自動駕駛汽車、共享經濟中的種種網上平台等,都無一不是 IT 與設計的結合,就算以室内設計為例,智能家居已可大有作為,但若企業家每每就資源重組而大幅裁減 IT 員工,抱有「揾食啫,犯法呀?」的心態,而 IT 人又甘心於只替別人解決問題而換取生存,同樣都是工具理性,都只會令大家的犬儒和無奈持續下去。

Photo: Google 研發中的自動駕駛汽車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設計師的道德修養

「設計師的道德修養」,這是一個何等大的題目,即使如此,也有需要討論。
向來香港談到這方面的題目,都只會集中在「抄襲」這方面,說這是抄襲誰,那又是抄襲誰,好像在大家的腦海裏,設計師的道德修養就只有「抄襲」與否,其次就是運用現成素材(或稱為 clip art 的東西),即它隱含一種懶惰及欺騙成分。坊間一切有關設計道德修養的討論,都只集中在這些東西上,多年來也是如此,實在令人感到沉悶,即使只談抄襲或現成素材,多年來也見不得有什麼深入的討論。

如果大家有看過周星馳電影《喜劇之王》,便知道當中也提及《演員的自我修養》一書,以此反諷本地電影行業的專業實況,古典自由主義大師亞當.密斯 Adam Smith 的《國富論》,相信很多信奉自由主義經濟的人都看過,其實他高舉自由之餘,還強調道德的重要,當大家只看重他的鉅著《國富論》,卻忽略他另一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也是一種遺憾。道德和修養在香港是極端的,有人事事以此鑽牛角尖,有人卻從來不聞不問,避而不談。

論「設計師的道德修養」,大家可能聯想到行業的專業操守(code of conduct),如果你是設計師,正在閱讀此文章,你可能會問:「我從事的設計行業有專業操守嗎?若有,我不履行又如何?」,事實香港確有設計行業的專業守則,我曾經看過不同組織發放的專業守則,可惜大部分的設計師也不知其存在,就算知道也不會認真對待,除非那是真正受監管的「專業」設計,及有法律效力的條文,否則一切都以金錢至上,客戶為先。不是一切的道德都依附在法律之上,一些行為沒有法律上的監管,但我們總會知道那是應做與否,例加法律沒有強制每個人都要成為環保分子,但我們都知道應該做好環保工作。

最實在的方法,是由教育開始,我曾在以往的一些文章中,提出「設計倫理」這一題目,我知道只有極少學校會教授這科目,而設計倫理探討的是作為一個產品設計師,會否只著重眼前利益而設計出對世界有不良影響的東西;作為一個視傳設計師,會否只著重眼前廣告的 sound bite 而發放不良的訊息;作為一個室內設計師,會否只為遷就客人的喜好而設計出危及途人的裝飾結構。
我認為設計倫理更可伸延至上述設計行業的專業守則,探討設計師、用家及客戶三者間應有之關係,外地一些設計組織,早在設計學生仍未畢業時便會介入,介紹專業守則及相關的職業操守。而本地的情況卻剛好相反,學術永遠是神聖不可侵犯,「職業」切勿介入干預,只有留待學子畢業後進入真實的世界,才去考驗他們能否堅持心中的道德情操,實踐優質的行為修養。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