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故宮,不是抽水,我想替靳生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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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故宮一事鬧得滿城風雨,設計界前輩靳埭強先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曾發言認為「直接委托」建築師嚴迅奇其先生擔任香港故宮的設計,是明智的做法,此話一出,惹來不少批評非議。
首先要表明筆者的立場,對於空降在西九的故宮博物館,我並不贊同,特別是林鄭對整件事的處理手法,程序上之不義,令人嘔心咋舌,但見整個設計界對此事無動於衷,也沒有對靳先生的說話作出回應討論(無論業界或學界也是如此),因此我想藉本文去談談靳埭強先生的「直接委托」說法。(只集中在他言論上有關直接委托設計的做法)
我曾在 2004 年香港設計師協會的會刊中發表「思考比稿」一文(1),希望藉文章去加強當年反對「無酬競稿」(free pitch)的討論基礎,事件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況有否改善?沒有統計研究,所以不知。其實這篇文章的一些觀點,正好支持「直接委托」的做法,至少我認為在香港這種背景下是對的,文章中的這些觀點包括:職業設計是一個「整體性」的過程,當中包括與客戶間經常性的互動溝通,所以不能以「一站式」(一個比賽或作品徵集)的方法去決定誰是最合適的人選(或公司),又因設計當中涉及藝術及風格成份,香港又在「對設計評審的薄弱理解」中,特別是在藝術及風格成份對判斷有大影響的設計,若單純以整個設計工序中的 “end product”(設計品)去判斷設計是好是壞,是危險及不可靠的,其次要避免民粹式的設計公投,歷史及在設計實戰情境中已告訴大家這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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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文章中還提出不少論點去探討採納正確設計的是與非,但大多對應於商業設計的實務中,但西九故宮可以納入「公共設計」的範疇中,而且是爭議多年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一部分,而國際的慣常做法也不是以比賽或作品徵集形式進行嗎?
無錯,我認同這一點,但只在於公民意識強,文化藝術水平高,對設計有理解,懂得如何討論及辯證設計的地區城市,即使如此,質素高如日本,也會選出疑似抄襲的標誌,煞停從 46 組設計團隊中選出的 Zaha Hadid 主場館設計(2020 東京奥運),那香港又怎樣?是有這種質素的地方嗎?這點我並不知道,但卻可以看看這個地方過往種種公共設計的「往績」,當年中央圖書館的現代與後現代之爭,實質是背後官僚權力之爭;十元紙幣(花蟹)的設計,當年的財政司長梁錦松一句「見仁見智」,我相信所有設計學院應該關門大吉,不要誤人子弟;第一代香港品牌飛龍 logo,由專業公司主理,調查研究過程亦開明民主,結果事與願違,劣評如潮,是誰的錯?其實是政府 design brief 的方向搞錯;最值得各設計院校拿來做教學例子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第一輪的大師作品,也不是由比賽形式選出來嗎?但為何又搞到推倒重來,大師的「天幕」作品通通要掉入鹹水海中去?正如靳先生所說,這是「浪費創意」,時光倒流,回到廿多年前的設計界盛事「全港區旗區徽設計大賽」,是當年幾乎每位香港設計師都會參加的盛事,作品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但結果如何?結果是由權力核心直接委托建築師何弢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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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公共設計由公開徵集或直接委托的形式跑出來,都各有其優劣處,用直接委托的方式,最好有足夠的理據去交待「點解要揀佢?」,否則就會給人一種「靠關係,益自己友」的疑慮。西九故宮本應是一件單純的事情,可惜落入林鄭手中,成為態度強硬的政治事件,而大家都沒有對靳先生所說的「直接委托」作出冷靜客觀的思考討論,是因為它與林鄭的處理手法直接扣上,而又忽略所說「直接委托是明智的做法」中的「明智」,就算是商業上的設計 pitching job,熟行情的人也會先了解客戶的背景、屬性和處事手法,才決定是否參與,我想只有在本地設計界中經歷多年的同行,才會明白何謂「明智」之意。

(1)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 Xpress, Hong Kong :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Volume 9 P.10-13, 2004

社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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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日本設計師山崎亮的著作《社區設計》,本身是景觀設計師的他,在書中介紹了幾個由他組織的項目,包括兒童公園、社區節慶、能與社區融合的百貨公司等,山崎亮想展現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相應設計品(硬件)外的「軟件」,這裏指的不是電腦中的設計軟件,而是環境、聯繫及與使用者的行為關係等。
一般的設計師,專業的來説,都會在設計前做一些資料搜集或調查研究,當然這要視乎案件的預算有多大,預算較大的,可能會聘用市場研究公司,作一較專業的調查研究,以配合設計的進行,預算較少的,可能是設計師自家上上網,翻翻書,那便算是設計前的資料搜集,前者雖然較為專業,但多依靠商業數據,而且很多市場研究公司的調查,都有既定的前設、模式和樣板。後者不用多説,只能用「簡陋」形容,但在預算少的情況下,這總好過什麼“research”都沒有。
這些資料搜集或調查研究,都非常單面向,即你在構思設計時,或在整個設計方案的起點前,你只是希望找些資料,來支持你的設計可以繼續進行,就是如此。所以有很多設計方案,完成後總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像它們只是一項接一項需要被完成的任務,然後我會問,這些被完成的任務,究竟有多少生命力?
我家附近有不少公共的休憩空間或稱為「公園」的東西,若按政府的設計邏輯,就是按該區的人口比例,再看要騰出多少地方,然後放置一些韆鞦長椅之類的東西。遇然會看到一些小朋友或老人家在「公園」內呆坐或玩耍,深宵有些年青人在流連集結,有時心裏不禁要問,這些珍貴的空間資源,對整個社區而言,是否就是如此?它還有什麼可能性?或許有些人希望能在這裏做些什麼,或這個社區可以把它拿來做什麼……
第一次接觸「持份者」這個字詞,大概是當年西九文娛藝術區方案爭議的時候,今天這個字詞則經常被引用到媒體上,一個社區,就包含了不同的持份者。回看山崎亮的工作,會更覺他像是一位「社工」多於一位設計師,因為他經常需要落區,與社區中不同持份者溝通,或組織一些活動,讓不同持份者走在一起,了解彼此的立場、處境和需要,或設計一些活動,來發掘他們真正的需要,而「田野考察」也是山崎亮自稱其工作之一,「田野考察」實質是指社會學家的研究工作,或俗稱「落 Field」,這位設計師實質是結合了社工和社會學家的屬性,也是一位促進者(facilitator),因他的工作離不開撰寫計劃書,促成事情的發生出現。這種社區設計的方法,不是將調查研究和設計發展劃分為兩個獨立的階段,而是將它們處於一種交錯互動的方式,並且從社區(即用家)那方面開始。
本地有否類似的社區設計?我曾參與過一些類似的社區設計活動,畢竟本地少有像山崎亮屬性的設計師,我在過程中仍需與不少社工或從事地區工作的專業人士互動協助,但我想上述這種「社區設計」能否在本地進行,先決條件是公民意識是否成熟,即社區中的人有否「持份者」的概念,即是説「個區我都有份」,否則你所策劃的一切溝通活動及建議,只會得到冷漠的回應。

共享社會

Sharing Economy

相信不少人也聽過聖經中五餅二魚的故事,説耶穌能用五餅二魚,分給了千人作糧食,這是聖經中記載的神蹟,但也有一種説法,是耶穌用五餅二魚,感動了那些將食物收藏起來的人,把食物全拿出來與大家一同分享。
「分享」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早年對這個概念並不強烈,大多因為我們受到那種「自力更生」或「無功不受祿」的文化所至,直至互聯網及社交網站的出現,“Share”在網絡世界中盛行,在網上分享一段訊息沒有什麼大不了,不用付出什麼,也不會損失什麼,分享一段訊息的背後,是你認同該訊息的價值,然後你 Share 出去,除了協助宣揚這個訊息外,或許你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也同樣認同你所認同的東西,這點從有多少個“Like”中看出來,「分享」這一東西,從此便常掛於青年人的嘴邊。
若果分享是需要付出的,又有多少人會真正投入及實踐出來?在香港,縱使你不會分享什麼東西出去,也會有人討厭他人作分享的行為,説來難以置信,但確實有這種人,他們認為別人無私的付出(分享),是一種「擾亂市場」的行為,或背後另有機心的行為,若有所得,必需付出,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來爭取獲得,這是他們的經歷和信仰規條。
無私的付出及分享真的會擾亂市場秩序嗎?這是政治經濟的基本問題,深化一點,專家學者便提出「共享經濟」或「資源共享」的概念,把一些閒置或多出來的資源,重新整合,再作分配使用,一個簡單例子,家居維修用的電動工具如電鑽,幾百元買回來可能只用一陣子,之後便長期放在儲物箱中,變成閒置資源,實質它可以拿出來以極便宜的價錢租給他人使用。這個簡單的例子並沒有什麽了不起,但在現今資訊科技盛行的年代,卻可以在網上建立交易平台,把所有家中的閒置資源整合起來,供出租使用,網上平台能降低交易成本,若能聚集一座大厦,甚或一個社區的家庭參與,便確實可行起來,在香港確有人正實踐這個計劃。
最近在城中鬧得熱哄哄的「出租車司機」,其實也是同一原理,車主都會明白香港的私家車使用率有幾高,除了職業司機,很多人的汽車都只是上落班或週末假日才出動,閒置的時間頗多,聰明的商人便利用互聯網作平台,透過資訊科技把這種閒置資源共享出來,當然這種共享並非由單方面無私的付出而帶動,必需做到互惠互利,才具誘因令人參與。
香港最重要的資源是「空間」,所有事物的發生、存在和進行都必需有空間作為先決條件,但香港的空間又是否真的非常緊缺?這裏閒置的空間又有多少?它們能否仿效上述的例子共享出來?確實無論政府或私人都擁有不少閒置空間,政府的閒置空間不能活用,很多是因為規劃管理,官僚程序或利益衝突所致,正如早期議論紛紛的公共空間,香港究竟有多少渺無人煙的公共空間沒有善加利用?又有多少在地圖上的「棕土」(受低度污染的土地,如廢車及貨櫃場等)長期空置或沒有善加利用。而私人的閒置空間,多是因為畸形的地產市道形成,物業擁有者寧願把單位空置也不租出去,全因瘋狂的樓市所致。

(轉載自筆者在《MH 摩登家庭》的文章)

Photo: A special thank you to UBER for providing new users a ride home from the CFC Annual BBQ Fundraiser. Photos by: Janis Rees/Tom Sandler Photography

土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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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石硤尾美荷樓旁的一片地,而我是首批進駐附近藝術中心的租戶,自2008年起,我看著這片地的變化,2008至2015共7年,這片地主要用作放置建築材料,最初是長期用帆布圍著,路人看不見內裡情況。
當你每天看著新聞説香港鬧土地荒,政府難覓地建屋,更理直氣壯的把一些問題直指是「土地的問題」,聽來像説資源短缺,而「土地」更像指天然資源,那你只會感到政府唯有盡力以為。
所謂「土地的問題」,是伴隨著我從小孩到現在的社會問題,小孩不懂事,以為問題總會有人去解決,更在將來的一天會解決掉,於是十年後、廿年後、三十、四十年後,原來「土地的問題」有如太陽一樣,會每天每年都出現,它告訴你這個問題會永恆的伴隨著香港。
所以今天你再説「土地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至少我不相信會有人真正的去解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本應是規劃的問題,規劃不像交通醫療,直接受市民問責機會不大,而且帶有一種專業的神秘色彩,如何運作?規劃的知識是什麼?外人所知極少,規劃雖不是交通醫療的那種直接民生,但它卻是幕後總黑手,間接控制著社會的一切。
美荷樓旁的這一片地,在市中心位置,用作放置建築材料共7年之久,真的很想從政府規劃及土地使用的角度來理解為何如此。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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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香港的教育是到中三後便文埋分科,文科修文學、歴史、地理等,理科便是那些數理化等科目,會考成績好,便進入大學選修的主科,想行醫的去當醫生,想做工程的去當工程師,即想當醫生的很少會去接觸文史哲,而讀歴史的也很少去接觸數理化,這就是當年沒有通識教育的年代。
你會問這樣會有什麼影響,答案是這種教育很容易令人變成一種單純的「工具」,不懂從人文主義的角度去理解社會上的事物,如「醫生」向來被視為社會精英,是知識份子,但香港的醫生可以是只懂醫學,但對社會政冶的認識卻可以是無知的,這是一種失衡。
真正的教育是「全人」的,以往我在一些設計思維的講座中,都提及不同的設計或思維模式,都必需要在人文主義的角度下作審視,而人文主義的重點在於理性、仁慈和博愛。當年在外國留學,無論你選修什麼主科,都必需修讀六十個學分的“General Requirement”,即要求在文史哲、藝術或科學等不同的範疇中修讀每科三分的學科,當年雖然主修設計,但亦需要自選修讀歴史、哲學、社會科學等,我甚至因興趣而修讀了一科植物學,當然這些科目都是一些入門或基礎課程,最終目的不是要你成為江湖百曉生,而是要令你領略不同學科的思考方式及看世界的方法,當年仍是充滿「工具理性」的我,會覺得修讀這些非主科的科目是浪費金錢,但今天卻感到收益不少,因為這是一種對世界理解的平衡。
當年的必修科是社會科學,當中會談及一個現代社會的結構,這種結構由那些系統組成,也簡述了歷史上種種社會模式的演變,原始社會、封建、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等,社會結構的系統,當中最令我留下印象的算是對「政治系統」的介紹,對於政治系統的解說演譯,可以說成是一種公共議事及資源分配的方法,它涉及生活上每一個細節,只是過程冗長而繁複,因此我們不易察覺它的影響力,政治制定政策,政策決定民生,這是最顯淺不過的常識。但對於當時仍是政治冷感(或無知)的我,這種常識是有點陌生,因香港人大多擁有一種「保守右派」的意識形態,即凡事都認為是「自己攞嚟」,與制度及政治無關。
在我過往的設計思維講座中,我都強調資源分配的重要性,一個辦工室的設計,那個房間大,那個房間小,那些區域需要開放,那些區域需要隱私,全都是一種資源分配的考慮,當資源是公共及有限的時候,則很難令所有人都是受益者,所以更需設計一套方法,令資源分配顯得公平,平衡各方的利益。
政治上的這種設計,便顯現在民主政制上,資源的分配,通常透個一種「鐘擺效應」來平衡,我們都知社會上主要分為「左」及「右」兩種意識形態,可以說分別代表兩種資源分配的取態,各自會做就各的「既得利益者」,就像美國的民主及共和兩黨。那種資源分配的政策取態,最能令社會受益,人民便選那個政黨執政,當太「左」的政策令人民不滿時,人民便會在下屆的選舉選個較「右」的政府出來,反之亦然。所以我們看見美國的歷史會有政黨輪替執政,第一個華人民主社會台灣,也出現了中國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來。
用一個不公平的選舉方法,來限制社會上某階層的資源分配權利,是不信任及錯誤的方法,而令「鐘擺效應」不能運作的主因,莫過於既得利益者永遠支配了政策的決定權,資源不能公平分配,社會便不能平衡下去。

 

Wall clocks on display at the Clock Museum in Zacatlán, Puebla, Mexico - 複製

尖東桌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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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是在尖東公園內,相信是給外藉傭工設計的桌櫈,不少港人會聘用外藉傭工,但未必能理解外藉傭工的生活文化,只覺他們會在假日大舉「侵略」公共空間,因那些公共空間在假日較少港人到訪,所以這種文化差異不會導致像國內自由行的那種矛盾。
    我沒有聘用外藉傭工,不能説對他們有所理解,但據我所知一般港人在居所內留給他們的所謂「私人空間」,是在港式「豆腐潤」尺碼的廚房或士多房內留個小床位便算,極端的可以説「非人道」。
    因此感到他們會非常珍惜工餘後與同鄉朋友相聚的時刻,而上圖這種桌櫈設計則顯現出社會對小眾的關懷,雖然公共設計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但在文明社會裏,大眾和小眾都有享用優質公共設計的權利。

巴士站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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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是銅鑼灣鵝頸橋的巴士站,欄杆的設計可供在等巴士的市民「小坐」。
    只要細心觀察,就算是舊式的巴士站,若附有堅固欄杆的,偶爾也會有市民坐在欄杆上面,今天鵝頸橋的巴士站,只是順勢把這種用途優化發展。
    在香港的公衆設施,或稱“street furniture”的東西,往往都有種種的嚴禁限制,最明顯的例子是公園中的長椅,總會用鐵欄把它分為三格,免得有人把它當牀睡覺。同様禁止坐在巴士站的欄杆上,是因怕構成危險及影響他人。
    越是「規範」形式的城市,越反映出低程度的公民意識。
    其實公衆設施對使用者的關係,是非常「有機」的,在舊社區裏,居民會用路旁的欄杆曬棉被,掛東西或鎖自行車,一些城市中的空隙冷巷,也會給人霸佔放物品,居民(使用者)的這些需要,有時並非出於私利,而是整個社區的生態及結構所形成,是一種互動的結果。
    好的公共設計會把這種規範轉化,既能維持秩序,也會滿足使用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