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真義

幾位人文主義者想集中的介紹批判式思考,我不妨寫幾篇説明這種思考方式裏面包含了什麽元素,要通過什麽樣的思考過程得出理性的結論。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何謂「理性」。理性的思考並不是一般人所認爲的「溫和、和平、非暴力」,事實上,暴力的使用可能正正就是理性推斷的結論。所謂的理性,是根據正當的邏輯、確實的證據、充分考慮影響與後果,綜合上述各樣得出的一種合理結論,或根據這結論而做出合理的行動。正當防衛、防止侵略、警察執法等等全都要用到暴力,但我們並不會說這些行爲是「非理性」和「激進」。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說地球圍著太陽轉,是因爲天文學的觀察和計算使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但如果我們沒有更深入的觀察和準確的計算方法,單靠肉眼看,我們會很容易得到太陽圍著地球轉的結論。在這樣的情況下,太陽圍著地球轉將會是「理性的結論」。

所以,理性並不代表正確,它祇是要求一個結論要有合理的根據。正因理性的為結論並不一定正確,可能有很多元素遭忽視或無法觀察,理性的思考方法就是認爲任何結論和思想祇能是暫時的合理,祇要有新的證據出現,原來的結論就可以被推翻。因此,任何理性論述都需要準備一個容許被推翻的空間,這叫做「可以證僞性」,是科學方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基柱。缺少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稱這種結論和論述是理性或科學的。

陰謀論就是一些不能被推翻的想法。這些「論述」很多時都會提出「你沒有證據證明這論述是錯的」,就跟宗教的論述一樣,「你沒有證據證明鬼神不存在」。如上所言,這種論述方法都是不理性的,因爲它們的邏輯構成不容許他人去證偽;假如某種事物確實不存在,沒有人可以提出它不存在的證據。在科學上,我們祇能指出某個論述是錯誤,所以提出任何論述之前必先要有假論和零假論。假如我們想知道引力是否存在,我們並不能假設它存在而去證實它,相反,我們需要先假設它不存在,然後去推翻這個假設。因爲這個原因,所以舉證責任自動落在提出主張的人身上,反駁的祇需要指出主張者沒有證據就足夠了。

因此,對引力的科學論證過程將會是這樣(當然,我是將它簡化了):假設引力不存在,宇宙中的萬物都會失去他們的物理規律,或者我們沒有辦法提出任何想法去解釋這套規律;宇宙中的萬物有一定物理規律,而我們對引力的觀察和計算符合這套物理規律所表現的現象,因此引力能夠合理解釋這個現象,又能準確的預測後果,所以引力存在。

基於理性論述所必須的可證僞性,進行批判式思考的第一要務就是懷疑。當有人向你提出任何論述或結論,你的第一反應應是提出疑問:1)他又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他的論點?2)他的推論所依賴的邏輯是否正當?3)他提出的跟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有多大的距離?沒有證據,邏輯不正當,你就不應該接納他的論述。如果是不能確認證據是否充足,邏輯是否正當,你就應該保持懷疑,去尋找更多證據。如果他說得跟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有多很大的差距,例如他提出人死後可以復活這種神奇的主張,你就應要求他提出同樣神奇的證據來:神奇的主張,需要神奇的證據支持;沒有證據支持的主張,不需要證據就可駁斥之。

思考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是需要使用這套思考方法。思考的目的是找出事實真相,借此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單是提出或依附某種立場並不會對社會帶來任何的正面影響,因爲立場並不代表事實。對事實缺乏瞭解,既定立場祇會僵化你的腦袋,妨礙你去尋找真相,你就會因此作出錯誤的決定。立場激進還是溫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過程、結論和應付的手法是否合理。

山中

制度問題制度解決

上個星期的熱門話題依然是奴役案、接二連三的虐待事件、明報更換總編的後續文言文重設範文的爭議(或另開一篇寫這個問題,這裡先按下不談),另外再加上許志永被判刑一事,都算是各界討論的焦點。但是,這些關注祇是表面的關注,多因爲一時的憤概而起,而對這些活體的討論都沒有切入問題核心,所以也就沒有人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對策。

先說「人口販賣和奴役案」,這個用語看似除了我一個之外,祇有國際特赦在用。其他的評論依然停留在「停止虐待」、「改革中介」、「譴責無良雇主」,根本騷不着癢處。說人口販賣和奴役是爲了強調這是一個制度性問題,故此需要制度性的方案去解決,我們要求的是立法者提出新的法案,徹底阻止人口販賣和奴役在這個社會中出現,如有,就會有法律懲罰之。

如果將問題歸類到虐待、傷人、雇傭關係、無良中介,事件的嚴重性就會大大減少,因爲這些都是個人和個別的事件,也缺乏激勵立法者提出法案的原動力。到現在,整個議會沒有一人提出任何法案或議案要求政府立法,這幫人其實就應該要受譴責。換個角度去想,如果當年黑人平權運動不提出權利,要在制度上徹底根除不平等,而祇是要求「善待黑人」、「改革種族分離制度」,權利運動根本就不會出現,因爲受攻擊的不是制度的根本。權利並不是一件實實在在的物品,它是一種政治語言,在向公衆説明某個思想或某種制度是非常的重要。權利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另一個問題,但在防止人口販賣和奴役這個前提假設成立的情況下,放棄基本人權和制度性滿足人權的要求不談,卻去談「改革中介」,就是捨本逐末,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至於明報更換編輯,這是私有產權控制媒體的制度下所避免不了的事。報刊爲商業集團所擁有,它所最關心的必然是集團的利益。明報可能因爲跟大陸的壓力或商業關係而更換總編,這其實跟壹傳媒集團和梅鐸集團毫無專業操守一樣:它們都是爲了利益和宣揚擁有者意識形態而去興辦傳媒。這又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單是去「支持明報」、「支持新聞自由」、「開天窗」並不會取得任何效果,因爲你的遊行示威不能打破制度性的局限。要改變這狀況,就要想如何推動良性競爭。在目前的情況下,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使香港電台獨立於政府之外,成立公營的廣播公司,營運費用由納稅人資助。這樣就可以使公營和私營傳媒互相在公信力和新聞水平上競爭,不會因爲少了一個編輯就沒有了新聞自由。立法會議員在這個關鍵時刻又去了什麽地方?

許志永的問題就是更大的制度性問題。許志永並不是一個明察洞見和走在時代先端的革命家,他一直所提倡的是不激進,甚至不刺激政權的改革路綫,強調在體制内合法提出要求,以推動法律上的一些權利。事實上,國内外的民運界對他也有頗多微言,其中以「錢雲會之死爲普通交通事件」(錢爲寨橋村村長,因反抗徵地而成名)爲結論的《錢雲會之死真相調查報告》,而飽受批評,人多戲稱此報告爲「普交報告」(普通交通事故)。在他參選人大代表時,他發表了「中國的選舉權是真實的」這番言論,最近又因爲被逮捕入獄而評擊另一批民運人士,說是他們的活動導致當局的打壓。

這裡無意捲入關於許志永的爭議,祇是要説明他所提倡的路綫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政權不會因爲你提倡合法在體制内改革和對話,公義和愛而容許你公開的組織運動(爲什麽總愛說愛?跟愛又有什麽關係?)。政權所考慮的因素很簡單,你所提倡的想法和行動會否動搖政權的絕對權力和在公衆心目中的合法性?如會,你就必然要鋃鐺入獄,沒有其他選擇。所以,花時間去爭論溫和與激進祇會分裂自己的力量,各自形成不同派系,互相攻訐,對改變現狀根本毫無幫助。

要改變就得指出制度性問題,祇要明白中國的政治模型就可以知道政權不會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上作出任何讓步,而公衆所期待的也不僅僅是「讓步」,而是確立一套保障上述各項的政治制度。兩者的目標是互相衝突的,根本就沒有相容合作的地方,再說「期待改革」、「相信中央」、「妥協談判」祇是安慰自己的説法,相信這些説話就會麻痹自己,因而看不清現實真相,不能採取正確的行動。

很明顯,重點依然是指出制度性問題,提出改變制度的方案。既然中共政權不會自行改變,那剩下來的就祇有一個方法,別無他選。祇要細心觀察現實,就不難發現政權根本沒有力量去剋服它將要面對的經濟危機,它自己也感覺到,所以才會大肆搜捕異見份子,並一邊加速經濟自由化,試圖將危機緩和過去。如果「民主鬥士」錯過這個大好機會,依然是想談判和推行體制内改革,我敢斷言他們數十年内都會一事無成。

上述的分析也適用於香港的「民主抗爭」,祇不過我們暫時還沒有看到抗和爭。不改變整個制度,例如不受正常制度約束的行政會議、稅制、財政政策和缺乏多數黨的議會,單說特首選舉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山中

各位,問題是憲政與法治

這幾天關於香港電視的報導與評論大多偏離問題核心。我不厭其煩再説一遍:問題不是電視製作水平、言論自由、王維基是個多好的老闆、香港電視員工的生計、「公義」(我不明白王維基與其他人口中的「公義」是什麽意思),而是香港政府的決定與憲政和法治是否有衝突(憲政和法治是公義的準則之一)。

這幾天這麽多文章就以人權監察這篇最接近問題核心。在西方國家,人權問題基本等於憲政問題,但香港的人權制度並沒有西方的嚴格,再加上香港不屬於與歐洲人權法體系,所以這樣的案例只能援引, 不能用它來直接挑戰香港政府的決定。另一個問題是,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連同行政會議有作出「重要決策」的權利,而人權法中有公衆秩序條款,容許政府 「權衡」人權與公衆利益,行政會議可以提出就這點提出抗辯(法庭採不採納言論自由為申訴理據又是另一個問題)。

因此,要在法庭上挑戰政府的決定,香港電視必須問以下的問題:行政長官連同行政會議的權力和他們行使權力的程序是否正當?法律是否容許越過他們既有程序作出決定?如是,是什麽法律?行政長官連同行政會議的裁量權有多大,受什麽限制?行會的保密原則是否適用於發牌一類的行政決定?這些問題要釐清的其實是行政會議在政府中扮演的是什麽角色,有什麽權利和接受怎樣的制度性監督。

如果法院認爲,在香港的憲政制度中,行政長官連同行政會議有權對他們認爲是重大決策的事件作出他們認為適當的決定而不需向任何人解釋,那香港的法治就會蕩然無存,因爲行政長官連同行政會議有不受限制的權力同時,他們將會淩駕整個行政與法律制度。如果法院認爲行政長官連同行政會議沒有這樣的權力,行政會議只是個顧問機構,那他們這次的決定明顯越權並且無效,與行政會議有關的法例需要重寫(等於《廣播條例》相關部分違憲,或需要做出司法解釋讓它合憲,而政府需要跟隨司法解釋辦事),這就會讓政府内部發生憲政危機。

如果法院作出前一個判決,這將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因爲這種法律是明顯的違反法治。如果是作出後一個決定,爲了維持行政會議的合法性,人大就有可能出來釋法,又會引來更大的反彈。也就是說,如果香港電視與其他政治人物有膽出來指責政府違憲,並在法庭上用憲政問題挑戰它,政府就會被將死。不危害政府執政的解決方法只有幾個:1)王維基不申請司法覆核,或者是不質疑政府是否違憲;2)政府接受違憲裁決,發出牌照並放棄行政會議的權力;3)公衆始終不明白憲政和法治的問題,事件逐漸淡化。

依目前的狀況來看,事態會往什麽方向走實在是難以估計。輿論大多忽視憲政問題,政府又不可能改變決定對香港電視發牌(現在發牌也改變不了什麽),香港法院跟西方法院在處理憲政問題的態度上大不一樣,我估計這一場應該又是消耗戰,雙方耗盡自己的力氣也佔不到任何優勢。

再補充一點:重點始終是制度,我們也要考慮第四個申請者會不會獲得電視牌照。

山中

沒有基本概念和人性的政府官員

星島新聞

社署及民政事務處官員在區議會上,直指因團體及明哥「愛心爆棚」,不但打擊露宿者脫離露宿意欲,反而吸引更多人在區內露宿…

深水埗區助理福利專員李源雄稱,近年有熱心團體及市民如北河街「愛心飯堂」的明哥,常向露宿者派物資及飯盒,比社署提 供臨時宿舍、戒毒服務更吸引,打擊露宿者脫離露宿意欲」;民政事務專員莫君虞亦指,熱心人士加入派物資增加,為露宿者解決暫時需要,吸引其他地區露宿者遷移到深水埗…

深水區議員李祺逢指區內增至三百多名露宿者,相信與團體及飯店等經常送飯有關,更常與露宿者開派對般,「好似畀露宿者好有歸屬感,但無法例可移走他們。」他稱沒有諉過於熱心團體及明哥,但擔心過分關懷,會令露宿者不離開…

我想象不到這幾個傢伙是怎樣當助理福利專員、民政事務專員和區議員的。假如「愛心飯堂」比社署提供臨時宿舍、戒毒服務更吸引, 那就説明政策完全無效,要受「指責」的不應該是熱心團體而是你們這些素餐尸位的福利專員與政府官員。「其他地區露宿者遷移到深水埗,唉,深水埗是香港物價指數最低的地區之一,而且是傳統市區,難道露宿者會無端白事跑去老遠的元朗或物價高的中環?李祺逢就更離譜,露宿者離開了深水埗,到其他區他一樣是露宿者,將問題抛去其他地方問題就會消失了?一個區議員有這種想法,比「各家自掃門前雪」還要缺德。

這些混球有膽出來說這些話,很明顯他們是半點羞恥感都沒有,應該跟這兩件政務官與高級行政主任一起送去堆填區。

山中

知識貧困的香港人

電視新聞訪問基層新移民家庭,那位母親說收入低沒有錢買牛肉,而鏡頭畫面顯示到他們家裏有一堆高達模型,於是又引來陳雲之流的文誅筆討。

唉。我不得不懷疑這些人的腦袋是否摻了水。這個家庭有多少個模型,怎樣得到這些模型,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收入是否能應付生活,政策是否合理,如果政策合理,這個家庭如何使用他們的收入是他們的事,與其他人無關。

這 家庭有一堆高達模型而引起爭議,如果把高達模型換成書本,這個爭議會不會發生?我相信一樣會,因爲不明白什麽是貧困的人會認爲只有什麽都沒有,每天要挨餓 的人才算得上是「窮人」。早陣子美國霍士電視批評美國「社會主義福利政策」時(打引號是因爲美國的福利水平比不上其他西方國家,更說不上是社會主義)也對 窮人家裏居然有雪櫃、高清電視、電腦感到很驚奇,認為他們有這麽多高科技產品就必然不是窮人。這種想法又跟中國的「家電下鄉」政策同出一徹,農村的貧困家 庭有了這麽多電子產品,他們就必然不會是窮人了。這都是非常愚昧的想法。

貧困並沒有法定定義,每個地方的政策都有不一樣的規定,所以我們不 能用政策的定義去考慮貧困問題。但貧困的基本概念是相通的,例如家庭能否過正常的生活,收入多少,是否缺少必要的物資,能否能融入社會等都是考慮貧困的要 素。因此考慮貧困與否的重點是,相對於其他非貧困的人,這個人是否有足夠改善自己生活的行爲能力(agency)。聯合國就是用這原則定出人類發展指數來觀察能力上的貧困問題。這個指數由三部分組成:健康、教育與收入,我們可以用這簡單的模型來考慮高達的問題(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簡化的思考模型,並不能視爲考慮貧困問題的絕對標準)。

這 家庭說他們沒錢買牛肉,那就是因收入限制而降低了健康水平。批評者就說,在收入水平不改變的情況下,他們可以不買、減少購買或變賣高達模型以換取牛肉。這 當然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但這樣的想法忽視了健康本身是受多重因素所影響。營養是其中之一,社會的醫療服務水平也是一個因素。與高達這個問題有關的是孩子的 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對孩子往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一個貧困家庭不會有太高的生活質量,而家長的教育程度普遍較低,能讓孩子在心理上得到滿 足的機會並不多,而高達模型可能是這個家庭中的孩子能獲得心理慰藉的少數途徑之一。他可以透過完成這些模型而獲得成就感,而擁有模型跟上館子吃一頓不一 樣,不會吃了就沒有。從成本收益的角度考慮,這不見得是一個壞選擇。如果這個孩子愛看書當然是更好了,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愛閲讀(至少大部分香港人不愛閲 讀,所以沒有知識),而且書本也不便宜:這個家庭也需要做牛肉與書本的取捨(明白經濟學中預算綫概念的人會很清楚我在說什麽)。外人不能介入這個家庭的財政決定,因爲你不清楚這個家庭的需要。

有 些人會說以前香港人都怎樣窮,但也要一樣捱,要學會自力更生,絕不要他人幫助,也不會在窮困時為孩子買玩具。我很希望科學家盡快發明時光機,送這些人回過 去,反正他們也不是活在現在。當年香港並沒有這麽嚴重的貧富差距,每個人都一樣的窮,因此根本沒有比較。現在貧富差距大,孩子在學校上學時會有比較,比較 不上,或跟同學沒有共同話題就會容易產生自卑感,會產生心理問題。香港發展初期百廢待興,有很大的社會流動性,所以學識不多的人也可以成爲爲首富。現在的 社會還是跟以前一樣嗎?社會狀況改變,思想與政策也得跟著改變。扶貧政策的目的(應)是增加貧困人士改善自己生活的行爲能力,這樣他們或他們的下一代才可 以「脫貧」。制定政策,只是為了讓貧困家庭勉強的維生,他們想辦法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反而會受到財政上的懲罰,這才是真正的浪費公帑。

香港的最大問題不是中共,不是梁振英,而是香港人知識的貧乏。

山中

香港競爭力的疑惑

最近這兩天報章不斷就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報告做文章, 我看見了就覺得煩厭。現在還有人信這些競爭力報告?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機構的評級每次出來都只會讓人發笑。雖然競爭力報告與國債評級不一樣,但它 們的前提假設大多相同。有時間看這些報告不如去看現實世界到底是出了什麽問題。對真正研究經濟問題的人來説,這些報告連參考的價值都沒有。

「經濟」存在目的是提高活在社會中的人的生活質量,爲了競爭力而做出政策是本末倒置。而且,競爭力所要考慮的是其他經濟體比誰、在某方面更具比較優勢。如果香港因爲不能佔住第一位就大吵大鬧,其他不入十名的,好像日本、英國、澳洲,豈不是要跳樓?就算是美國、加拿大這兩個十名内的國家,它們的失業率分別為7.5%7.2%,有沒有人會問在這兩個國家中失業的人會否為他們國家的世界競爭力在十名之内而感到高興?

香港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它的金融業,而金融業的競爭力又來自低稅率、相對寬鬆的監管、向大財團傾斜的政策。這樣的經濟制度已經在近年引來極大的反彈,引發貧富懸殊、不平等、社會流動性降低等爭端。如果經濟依然不平等、公衆不能透過制度改變問題而引發更激烈的政治衝突,不知道到時候香港還有沒有競爭力可言。不相信我可以到街上問各界大衆,看他們如有選擇,願意留在香港還是願意移民到英國、澳洲。

香港與美國的競爭力完全不可比,就算香港在兵器譜競爭力報告中持續十年排行第一位,我也不認爲香港有可能比美國更具競爭力。美國有龐大的軍隊、國家資助的科技研究、NASA、獨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等等,香港在哪一個地方比得上人?香港有沒有可能發明 互聯網?有沒有在世上首屈一指的企業?日本、韓國、臺灣就有不少;加拿大也有Blackberry 、Bombardier。香港沒有這些,談什麽科技發展、創意工業?缺乏這些工業,金融業就只是一個進行投機炒賣洗錢的賭場,對經濟只有負面而沒有正面影響。

這個社會很多人每天在談論財經、投資、營商、創業,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是信口開河,不知道自己在說夢話。好像看到外國有人寫程式能賺錢,就鼓吹年輕人去寫程式自己創業、搞startup,但鮮有人會出來說明一個成功故事的周邊會有多少失敗的故事。整個社會都是腦袋一熱就一窩蜂亂跑的近視眼,看不到長遠,只會懷緬過去而不知道制度與政策要跟著社會改變,這樣子如何營造長遠的比較優勢?日本與韓國今天之所以能在科技發展中佔一席地是因爲它們都為獲得這個比較優勢而做出工業政策。相對的,香港依然龜縮在迷信市場萬能,稍有一點干預就大叫「共產主義!」的環境當中。香港的問題不是競爭力下降,而是缺乏思考能力。

山中

評陳雲無知,兼論說社會保障

陳雲就像是天空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出來胡説八道。看完他這篇《回水一萬合理,全民退保荒唐》的專欄,發覺最荒唐的就是陳雲他自己。他除了不懂得社會保障的原理之外,更歪曲了經濟政策與制度的作用,可謂是不學無術之極致。

首先是,在經濟學的學理上他只引用了一位經濟學家,海耶克的論點,而不問其他贊成社會保障制度的經濟家論據爲何,就當他們完全不存在一樣。其他有名而支持社會保障制度的經濟學家有:Joseph Stiglitz, Paul Krugman, Dani Rodrik, Mark Thoma 等等,數之不盡,我這裡列舉的就有兩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相對於他們,海耶克在經濟學上並沒有什麽貢獻,這點容後再表。單是這點就顯示出陳雲的偏頗,bias,只接納一面之詞,並要擠走他人的反對意見,這並不是一位學者該做的行爲。

此外,他也混淆了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是政府利用稅收對符合資格的人進行財政補助的制度,我們一般稱這種財政補助為津貼:老人津貼、傷殘津貼、綜合援助津貼等等。這些都是陳雲口中所說:「公共財政予官僚組織」的制度,如陳雲要批評政府進行公共財政的分配,請站出來跟大家說這些扶助弱勢社群的津貼都要取消,不要龜縮在與公共財政風馬牛不相及的「道德」後面說三道四,然後又自相矛盾的說「保底方式的福利救濟是必須維持下去的」。

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保險加累進稅的制度。個人以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投進一個保險基金,若干年後退休就由這個保險基金支付退休金。如果每個人只領回自己所供的退休金,在貧富懸殊的社會中,很多人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應付退休後沒有工作的生活,出現所謂「手停就口停」的問題,這就是強積金強制儲蓄制度的弊端。很多低收入的工種都是以體力勞動爲主,就算這些人想繼續工作下去,他們的身體也不容許這樣做。對這些人來説,他們根本就沒有退休生活,你要他退休其實 就是要他們等死。

故此退休保險要加入累進稅制,收入多的人要交多一點稅以補助收入比較低的人,這樣經濟才可以平等。不要以爲收入多的補貼收入低的就是「共產」。每個地方的稅制都是這樣,假如富人不逃稅、不避稅,稅制按照立法原意執行,富人必須要繳交大部分的稅款。當政府要動用稅款製造公共產品,例如不收費的公路,這就等於是富人在補貼窮人。警察、消防、路政、渠務、水務、郵政等公共服務無一不是補貼。陳雲你交不交稅?你交稅就是讓財政掌握於官僚手中:回水也是要經過官員、政府同意的。政府有這麽多部門,這麽多公共服務與社會津貼,它們是否都如陳雲所說「將人民的需要標準化,將真實的人變成一個需求社會服務的抽象單位」?只有不認識現實世界,缺乏認知能力的人才可以臉不紅耳不赤的說這種話。

陳雲又提到「左翼社會活動家和工會人士當然喜歡這種福利制度,因為他們就是這種制度內的寄生蟲」,這就是典型「社會保障養懶人」的無知觀點。社會保障是要你供款才能獲得,如果你不工作,你就不能供款,就不可能獲得退休金。為鼓勵人工作,大多退休保障制度都會採用「多勞多得制」,就是一人供款越多,時間越長,他所能獲得的退休金就會相應提高。如果制度真的「養懶人」,我們可以透過更好的制度設計去改變它,這就是「進步」。這個世界上,每一樣由人類發明的事物在剛開始時都會有毛病,我們不會蠢到因爲它們有一樣問題就摒棄他們;反之,我們會研究、改善,科技因而進步。看陳雲到現在還提出種無知的論調,我看他是很久也沒有進步過。

陳雲又說:「冰島等福利國家的公共投資失敗,令國家賠本,就是福利主義在今日走到盡頭的明證」。這人不懂得經濟又要出來說經濟,就是自己丟自己的臉。冰島經濟出現問題並不是因爲它拿社保基金去投資,而是它讓英國等國家的資本自由的大量進入,投資當地資本市場—去監管化、資本自由流動、金融泡沫化的問題。事實上,所有國家的社會保險基金都運作正常, 金融風暴不影響基金本身。近幾年社保基金收入減少是因爲經濟衰退與失業導致工資稅(payroll)收入減少。只要經濟復蘇、失業減少、工資提高,工資稅 收入就會恢復正常。又假如經濟結構改變,我們也可以改革稅制來維持社會保障的運作。陳雲想不到可以有改革稅制這一途,只能說他毫無半點想像力可言。

陳雲又要把社會保險牽連到與公共財政完全沒有半點關係的「道德」問題上。從歷史來看,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内裏往往都是最沒有道德情操可言的人。對經濟學家來説,如果社會有能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痛苦,社會就應想辦法做出政策去避免它們。什麽道德不道德、主義不主義、意識形態等等都不會,也不應該,改變上述的考量。我們這個社會有足夠的財富、生産力、技術、執行政策的能力去實施社會保障,為什麽我們有能力去減輕這些痛苦的時候,卻要因爲某些無知的人的意識形態與麻木不仁的道德價值觀而不去做我們應做的,去減少這些不必要的痛苦?就好像某些宗教人士拿著宗教價值觀去反對避孕套一樣,結果增加了非洲國家愛滋病的傳播。這些為社會引來更大傷害的道德價值觀不應該再存在世上。社會進步就是福祉的增加,傷害的減少。傷害增加,福祉減少就是社會退步。強行將一套價值觀套用在社會身上使不必要的傷害增加,就是在暴虐我們的社會。

說回海耶克,跟他同代的經濟學家並不看重他,在那個年代他並沒有什麽名氣。事實上,在某程度上他們是把他當笑話看。凱恩斯就批評說海耶克是個瘋子。 要到八十年代,要等戴卓爾把海耶克上升到教條、聖典級的層面,他才開始受人重視,而這種重視也只限於保守派之間。事實證明,也再次證明,海耶克主義是行不通的,放任自由主義只會引起貧富懸殊,大財團壟斷,金融業泡沫化。今天世界出現的經濟危機,香港出現的不平等,禍根都是在八十年代由戴卓爾與列根所種下。 要改變不公,我們就要重建監管制度,增加累進稅幅度,實行一定程度的財政再分配。要政府「補貼公共房屋、保護社區經濟…(支持)社團合作社、街坊老店、半工半農、本土漁業農業等」就是要政府發揮組織經濟秩序的力量,做出一定程度的干預、計劃與工業政策。這就已經背棄了海耶克、戴卓爾的放任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陳雲這樣說就等於是完全推翻自己文章中所提出的論據,他的立論並沒有一致性。

陳雲既不懂經濟學,又不知道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也不明白社會保障的原理與機制,論述又缺少一致性,卻要說社會保障「荒唐」。我只能說,他這樣無知還能在大學當副教授,還能在報章上暢所欲言,就是荒天下之大謬。什麽時候香港這個社會懂得分辨什麽是荒謬,那天社會就會開始真真正正的進步。

附:

社會保障的歷史與作用

To Bust Some Myths about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Myth-Busting 2

小政府不等於好政府

山中

民主並非價值觀

多有人言「民主乃普世之價值,我輩當不惜一切以營之」。我對此不以爲然,因爲它混淆了價值觀與必要的社會政治制度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就算在所謂的民 主發源地雅典,民主制度不是一種價值觀或社會的美德:他們所重視的價值是哲學思維,而公民應該利用這種思維去議論城中的各種事務(politics一詞源 自politika,「城市中的事務」;polis指城市)。故此,雅典雖然「民主」,但他們可以擁有奴隸,女人與兒童只是男人的附屬品,而柏拉圖也可以 稱揚非民主的斯巴達的美德,因爲在他們心目中只有某些人有資格參與城市的事務,某些人能比另一些人更有資格。明顯地,我們今天並不會認同這樣的「民主」。

就算在民主歷史悠久的北美國家,它們到五、六十年代依然不容許異族通婚, 就算像加拿大雖然沒有明文法禁止,但它仍然是一種不可跨越的社會禁忌,教會並不會承認這種婚姻;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到七十年代才逐漸取消;英國要到二戰之後才容許殖民地獨立自主,而如不是戰爭大幅削弱了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不見得印度的和平獨立可以出現。當時這些國家是否民主?是,因爲他們有民主選舉制度,而每個合資格的公民都可以投票與參選。但我們會否嚮往他們當時的社會?我想除了思想異常守舊的人之外,答案會是否定的。故此,我們希望在民主的基礎之上建立某樣的社會,這種希望才是一種價值觀。分不清價值觀與必要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就看不清自身的路向。

「價值」本身也沒有任何用處,如果該價值不能為社會帶來良好的結果的話。故此社會不應為民主而民主,也不應為了價值而價值;建立民主制度是爲了建設良好社會。 是否接納價值應取決於該價值的好壞而不是因爲該價值是否「普世」。曾幾何時,歐洲有一種所有人都接納,更直接點說是所有人都需要接納的「普世」價值觀-天主教教義(這裡指的是整個Christianity),故此當時的歐洲又可以稱為天主教世界(Christendom)。這種普世價值引來各種流血的爭端,從十字軍,到條頓騎士團到處征討異教徒,到宗教審判,到三十年戰爭,到征服殖民地,莫不跟普世的宗教有關。

其中三十年戰爭更是新教與舊教之爭,直到西發里亞和平,主權國家概念始形,主權國才可以選擇信奉天主教中哪一個教派-國家才開始可以自由選擇價值觀。個人的選擇則要到美國革命成立政教分離的國家後才正式出現,而美國的國父們大多並非主流的天主教徒,他們多是自然神論者, 只要除去神,他們的思想就會和無神論者的思想沒有任何分別:自然與社會現象主宰人類生命,信不信神對人類的生活並不會有任何影響。從歷史來看,正正就是跳 開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人類社會才可以出現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多元社會才可以誕生。中國古代也有一元的普世儒家思想。我相信今天的讀者不會因爲它曾是 「世界普世思想」(「華夏」在古代等同「文明世界」)而全盤接受它。

故此民主本身並不應是一種價值取向;就算它是種價值取向,也不代表我們可以不加思索的接納它。因此「民主乃普世之價值」其實是一套缺乏實際内容的論 述,它沒有說明民主的真正意義。審議式民主就在這種單純選舉民主的論述上推進了一步。一般人對民主的想法是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決定,但審議式民主並不認爲 多數人的統治是絕對的:少數人有不受多數人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並非單指人身自由、生命安全、言論自由等等的消極權利,雖然它們也是非常的重要;在此之外 更有積極權利:教育、健康、就業、社會發展等等。假如一個人缺乏教育、健康、就業,我們很難想像他會是一個「自由」的人。一個人所享受的自由的質與量取決於他有多大的能力去實現他所希望看到的結果。因此自由並非簡單的不受外力約束,它還需要社會制度、社會的發展去盡量使一個人有去追求他所嚮往的自由的能力,是為積極自由。換句話說,審議式民主包涵了一套價值觀在裏頭:自由與良好社會應有最基本的底綫。當然底綫應是什麽,每個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自由市場的範圍,福利制度的強弱,到核電與環保:民主就是圍著這些價值而展開的一種公衆討論與決策過程。

權利之所以是價值觀是因爲它們是一套對什麽是良好社會的一套論述。它們並非絕對,因爲它們只是政治概念,它們可以是錯的;過份的執著一個政治概念可 以為社會帶來傷害。共產主義產生於因資本主義而帶來不斷的社會矛盾的歐洲諸帝國。它對資本主義的一些批評對現在依然適用,例如資本只集中於某少數人的手中,而資本必須持續運作才能回歸到資本家的手中,因此資本家必須不斷地以低價生産某項產品,直到社會不能承擔這種生産。但當新興的政治力量要把這套思想套用在社會每一個角落,正確的批評會演變成烏托邦思想而變質,信奉這套思想的人會認爲自已的一套是絕對的正確,而稍有異議的人就是「反動份子」。儒家思想因春秋戰國的大紛亂而興起,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它就變得僵化,禮教開始吃人。天主教是羅馬帝國因佔領以色列而引起的衆多反彈之一,後來與君士坦丁的權力慾所 結合,它就忘記了本身的理念。

而民主卻不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一套務實的政治制度。如勉強的要說它是一種思想,它只能是自由主義思 想中的其中一個組成。自由主義推崇多元社會,人在不侵犯其他人的情況下可以自由的追求他所嚮往的事物,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在這基礎上再往前推進一步就是由各人組成的社會有責任提高衆人追求自由的能力:教育、醫療、勞工保障、商業利益、科學發展等等都不僅是公共政策範疇,更應要根據社會自身的發展而 不斷進步,提高它們對公衆的覆蓋度。這個概念所要求的不只是單純的、消極的機會平等;社會更要做到某程度的能力平等,這就是上面提到積極自由的理念。假如社會是神權政體、君權神授的君主制政體、獨尊單一意識形態的某主義政體、高壓極權政體,在這些社會中,任何多元、容忍、自由的口號都必然是虛假的。這些單 元、絕對的思想容不下多元的自由,也容不下民主,因爲審議式民主就是一套要求並容許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參與公共生活,決定社會路向,並容許社會逐漸改 變的多元政治制度。需要留意一點,自由主義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套批判式思考系統。它並不告訴人什麽價值是對的,每個人都要動腦筋去想,思考、判斷 價值的對與錯,適用或不適用。

正等於一人飢餓,他要進食以保存自己的生命,這樣他才可以去追求更高更遠的目標;如是爲了進食而進食,就是奢侈浪費。民主制度就是自由社會賴以生存的食物,而自由社會生存的目標是讓人類逐漸的進步。所以要求民主並不能只要求普選,我們還需要考慮什麽是良好社會,我們希望社會往什麽方向走。對一些不了 解政治的人來説,民主可以是一個甚爲抽象的概念,但如果告訴他們民主對他們的生活、子女的生活有什麽必然的影響,他們就能慢慢知道民主的作用,因爲他們能看見前路。當我們有了初步的共識,社會就必須更深入的討論這個共識,並在這基礎上確立一套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得出所謂的社會契約。缺少了民主,社會就 沒有機制去確立並更新社會契約,也就找不出自身的路向。這就是香港作爲一個後殖民地政治體迷失了十多年的主要原因。

極權政治必不容忍自由社會。一個抱有單一思想的政府不可能對人民負責,因爲人民有千百種:有自己的愛憎,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渴望。人民也可以不 認同政府,但政府卻不能控制人民的思想,除非它能夠放棄經濟發展,以蒙蔽人民的耳目,使人民在垂死間掙扎的方法以鞏固它的權力:人民沒有知識、沒有溫飽就 不會有力氣提出反對的聲音。北韓政權就是以這種使人民半生不死的方法維持自己的政權,三十多年前的中國也是轅出一轍。但要發展經濟,使國家邁向文明,如沒有自由,社會則必然不能進步。自由與現代經濟並不可分割:市場經濟需要言論與思想自由,否則科學就會停滯,商品就不會多元;要有平等合約與契約自由,不確 定性太大生産者就不會投資;要有教育醫療保險以釋放公衆的消費力;要有嚴格監督權位者的制度以維持能力平等。眼跟著別人的步伐向前望,腳步卻畏縮不斷往後退,這人非跌倒不可。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環顧中國歷史,最文明最發達的王朝全都是相對自由的王朝:文景二朝採取黃老政治;東漢著重士人敢言的節氣;唐代是個多種民族多種文化的大溶爐,而且它更建立了一套相對「法治」的制度框架-律令與科舉;兩宋則拆除坊里的高牆以帶來資本主義的雛形。

不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就會害怕人民抱有與它的不同價值觀,因為這樣會暴露出它的思想已經遠落後於社會與它對社會的無足輕重。所以這等政府會提出「強政 勵治」、「強勢政府」等等口號,蓋有強政則必有弱民。民既然弱小,政府與既得利益者就可以主導一切討論,自由社會的根基就會受到動搖。但假如有民主政制而 政府卻由一批思想與現實脫節的人所操控,自由社會也會受到破壞。現在的民主國家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美國的共和黨、英國的卡梅隆聯合政府、與歐盟的歐洲委員會都是在打同一套套路。它們所開出的緊縮政策莫不輕視普羅大衆的民生而偏重跟他們距離相近的銀行家、企業家與投資者。在傳統上,政治人物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以延續他們的政治生命,但全球化下的資本自由流動與因這個現象而成立的國際組織則可以為政治人物提供民主選舉以外的機會:他們只需開出符合這些組織與資金意識形態的政策就可以從這些組織之中獲得高薪厚職,因此他們就可以視民為草芥。故此民主不足為憑,更重要的是公衆如何以社會契約監督當權者,使他們不要偏離良好社會的路向,就算他們是利用民主機制上臺的。要做到這點,社會就必須對自身的前路有所概念,這樣才能避免政治人物操縱制度去滿足一己之欲望。

故此我們不應民主作爲一種價值觀而去做出追求:民主乃現代社會、現代經濟最根本而又必須的制度,我們應以民主制度追求更良好的社會。單説民主而不說 良好社會就會顯得目光短少。孫文有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只要我們認同、渴望多元自由的社會,民主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山中

法官不能平衡罷工權利與商業利益

本來在花時間準備一篇大作以此推動新一輪啓蒙運動。但看到這樣的法官說要「平衡罷工權利與商業利益」,我就不得不抽時間說幾句話。

首先,法官沒有任何去考慮商業利益的授權。如果他是由商業組織任命的法官,這又當作別論。但我們的法官到目前爲止還是政府由任命,他代表的是社會公衆,所以他所能考慮的只能是公衆利益。如果罷工影響到社會秩序,例如運載糧食的運輸船不能停岸卸貨,法官就可以以公衆利益為由禁止影響糧食安全的罷工行爲。假如該行業是公共服務行業,例如教師、公共交通等,法官甚至可以要求罷工者回到工作崗位。當然,我在說的是外國的法院,它們一般也很少會這樣做,因爲它們一般都不願意介入勞資糾紛:這是雇 主與雇員之間的事。

第二,法官需要考慮到工人相對雇主而言是屬於弱勢,因此法律需要認同勞工的集體談判與罷工的權利,而這種權利不能只停留於形式上,它們更需要是有效的。因此工人可以以阻礙該企業正常運作的方式進行罷工,逼使雇主跟他們談判。法官不能以商業利益的角度出發禁止勞工以合理的方式阻礙企業運作。

第三,在法律上我可以認同罷工不應發生在企業的經營設施範圍内,因爲它屬於私人物業。法官只要提出這一點就足夠了。但罷工者可以在經營設施範圍之外設置糾察綫, 妨礙、騷擾他人進出該經營範圍,因爲他們有集結自由的權利(當然,我在說外國;他們示威不用申請),這也是外國工會常用的招數。問題是,如果按照法官平衡商業利益的説法,工會架設糾察綫的能力也隨時可以被法庭所禁止。如果法官考慮的是公衆利益,商業收入必然不能大於集結自由,企業只能瞪眼看著他們,除非罷工者的行動超越集結自由的合理範圍。

如果我是法官,就算我心裏面是為了商業利益盤算,我也不會說出口。

 

山中

如何訓練政治人才

這裡我 提出:「就算全部議員都像山中一樣博學多才,經濟政治法律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一不曉,他們也不可能有效地議政」,並在討論中談到政治人才的問題。其實要 訓練政治人才說難並不難說易也不易。只要明白於何謂「政治人才」,社會需要「政治人才」來幹什麽,我們就可以訂立適合的訓練方案。如果「政治人才」只是要 贏得選舉,獲得大衆支持,說大衆想聼的,這種「人才」不要也罷。政治的目的在於經國安邦,因此這方面的人才必須是明智的決策者,如能得出有效的政策並能付 諸實行的就是偉大的政治家。不管怎樣,如何作出有效的決策是最重要的一步。

除了上述時間與知識的局限之外,另一左右決策者作出適當的決定是縱觀全局的能力。一個人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天才,但這並不代表他在這方面作出的決策對他在這領域中的工作有正面的影響,因爲他可能看不見在他擅長的領域以外而跟這個領域有互為關係的其他重要因素。所謂「彼得原則」 就是指一個人以他的能力不斷地被擢升,直到達超越他能力的位置而顯得蠢鈍無能。項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歷史上少有的軍事天才同時也是歷史上少有的策 略蠢才。當他成爲中原的最高決策者,他的軍事知識與經驗並不足以幫助他作穩定政局的決策;沉醉於過往的成功,希望過去的輝煌能應付今天的危機,經濟學家稱 之爲「路徑依賴」。

現實中有無數訊息需要處理,對一般人來説,處理這些訊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去對訊息作分類並作決定:律師考慮法律、醫生考慮醫 藥、工程師考慮機械物理、商人考慮盈利、工人考慮如何「做好份工」。這些經驗慢慢地形成一種慣性,成爲一種世界觀,凡是不符合這種世界觀的就不在考慮之 列,因此這些觀念會逐漸地與現實脫節,甚至嚴重的分離。有效的決策需要針對現實的問題而制定,明智的決策者明白他們的世界觀必然與現實有不符的地方,因此 他們需要跳出他們的世界觀往外看,搜集不同的意見。很多時決策者需要依賴專業人士的意見,但如果事情超出了專業人士的專業範圍,專業人士的意見與決策的效 果並不一定有正相關關係。所以決策者需要分析問題,找出問題的根由。分析錯誤決策方向就必然錯誤,然而這並不是決策中最困難的環節。

因爲並不是所有意見都是值得聽取的,決策者需要把分析與意見重新組合起來以得出一套整體的觀念-學術一點說就是模型。分析一個問題是一個維度,而問 題的重新組合起來就要構成是一個多維的整體。分析是核能發電(x)會出現核污染的風險(y),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禁止使用核能,但把問題重新組合,決策者這 就必須加入替代能源的功效、替代能源的污染、廢止核能與對經濟的影響等因素。只要把問題組合起來就很容易看到看起來最有效的廢止核能其實是最無效的決策, 它只針對核能的懷疑響但不考慮其他的能源,煤炭、天然氣等的影響,也沒有考慮再生能源的技術還不能夠應付大規模的使用。這種組合、考慮到整體、長遠並跟著 時間與行動而改變的局勢是決策中最困難的地方。

套用上述的邏輯去考慮政治問題。中共認爲經濟水平提高,人民溫飽,國家就會強大,它的政權就會永固。在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的初期這一決策的確是一道 良策,因爲當時的中國人在餓死的邊緣,只要稍為容許自主生産,被不符合現實的政策所壓制的生産力就會大量的釋放出來,循步漸進的經濟改革足以應付這時期的 發展。但要進一步穩定經濟,甚至是提高國力水平,一個政治體必須有適合的制度。現今的技術型經濟就需要法治、言論自由等制度支持。缺少法治就會產生貪污腐 敗,只打貪而不談法治等於是「尾巴搖狗」。可嘆的是,誰都知道這個道理,但他們的政治模型不容許他們做出任何的改變。

中共對香港的觀念在回歸之後也是一直沒有更新過,因爲他們的思想一直都是落後於時代,沒有考慮清楚狀況。在一國兩制的概念下,應付香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從原來公務員中提拔新的管理層(先不說政治人才),不要搞大動作小動作,讓他們維持過往的形式執政。這樣的情況下,民主選舉的結果就是由這批公務員繼 續執政。九七之後中共不斷在香港,甚至在國際社會,用自己在大陸那一套亂跑亂叫,等於是鼓勵人反對它。

面對這樣的對手,香港的在野黨其實應該可以大有作爲。九七之後的金融風暴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但他們分析不出經濟得問題(應該說完全不懂),除了提 出選舉外又不會提出制度問題出在什麽地方,爲什麽政策不能應付市民所需。簡單的說就是他們的腦袋中並沒有政治模型:未來的社會應是怎樣的一個整體的印象。 缺少了這個模型,他們就不能作出清晰的政綱,也就不能説服公衆讓他們組織政府。一道簡單的問題可以清楚的説明政黨的弱點:假如各個政黨領袖與曾俊華或林鄭 月娥在這刻競逐民選特首, 誰勝出的機會更大?我相信後二人會當選,而主要原因是他們有跡可尋:大家知道他們大概會做什麽,但政黨領袖上臺會有什麽舉措就不得而知。明顯的,政黨就是 犯了看不到整體的問題,它們只能根據政府的行動而做出反應,因此也就沒有具前瞻性的策略。

決策中的分析與組合的環節加起來其實是一個「創作」的過程:在原點之上改動或增加不一樣的就是創新。創新往往比因循有效因爲創新需要考慮已有不足的 並找出方法改變這不足的地方。回到如何訓練政治人才這個題目,方案其實很清晰,要訓練的是分析力與創造力,而不是跟從某一種既定結論。

山中